关于文艺评论家的真诚和勇气，是笔者再读李健吾先生的《咀华集》获得的另一个突出感受——这关乎作为文艺评论家应有的心态，同时也于比照中认识到这同样是当下的文艺评论值得特别提倡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下的文艺评论，要克服或消除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良现象，真正实现其合规律的有效性，并进而实现有较大突破和创新，其中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努力提升其精神维度及公信力。这同样是个比较大的话题，涉及到许多方面，笔者结合对《咀华集》的研读，拟着重谈谈文艺评论的原则性与批评精神——这是与提升文艺评论精神维度及公信力具有密切关系的。
对于当下来自方方面面的关于文艺评论的批评，如果作一番认真梳理与分析的话，不难发现，文风问题是关键。当然，文风问题本身也比较复杂，譬如，有人认为这与社会上出现的急功近利、迎合时尚的风气相关；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文艺评论的功能及价值取向方面出现了错位，甚至扭曲；还有人认为主要是某些文艺评论者自身的素质、境界及其为文之道方面出现了问题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于当下文艺评论的文风问题的分析与认识，的确点中了问题形成的不同穴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符合实际的。这说明，当下文艺评论方面出现的问题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原因是多方面的。若着重从文艺评论者的自身原因来看，则不难发现，作为真正的文艺评论家的心态——特别是其应有的真诚与勇气的有无，与文风的关系不仅十分密切，而且至关重要。
文艺创作讲求真诚，这已是常识，其实以文艺作品及创作活动为对象的文艺评论，同样是需要真诚的。文艺评论的真诚既关乎评论者的心性态度，又关乎其从面对作品，到表达见解的行文实践。所谓心性态度，大而言之，则可以从其对真善美是否赏识与挚爱，对假恶丑是否厌恶与摒弃，对自由与尊严是否敏感与信奉等方面见出；小而言之，即看一个文艺评论者是否能够将自己的心扉敞开，迎向作品，迎向作家、艺术家，并且坦诚相待；是否远离伪饰、矫情或者偏激、刻薄等，努力去实践李健吾先生最看重的对“公平的追求”。文艺评论者往往因其心性态度的不同，则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评论对象从感受、认识，到判断、评价以及表达方式等各个方面。李健吾先生讲：“一个好艺术家多少都是自觉的，至少他得深深体会他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赏识“自觉的艺术家”，因为唯其自觉，方可“知道进益”。其实，好的文艺评论家同样应该是自觉的，如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做等等。对此，李健吾先生有这样设身处地的表述：“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摩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从一定意义上讲，文艺评论家在评论作品、作家（或艺术家）的同时，也是在评自己，甚至是首先在评自己。所以，有境界、有品位的文艺评论家，必然是能够充分尊重与理解评论对象，并能设身处地从创作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李健吾先生无疑是有“广大胸襟”与真诚之心的评论家，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不去“误伤”作品及作家是一大自觉，也是其基本心态，例如他在评论巴金先生的《雾》《雨》《电》三部小说的《爱情的三部曲》一文中讲：“用同一的尺度观察废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先生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种力量。”所以，“临到批评这两位作家的时节，我们首先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器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只有这样，文艺评论才可能在以诚换诚的基础上展开，才可能摒除成见、偏见等干扰，真正识得个中意味。
文艺评论中的以诚换诚、将心比心，不仅不会与文艺规律及批评原则相抵牾，而是恰恰有益于获得真感受，吐露真见解；不仅不会弱化碰撞、论争的维度，而是有益于推助批评的勇气的。所谓批评的勇气，是指文艺评论家以自觉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尊重文艺发展规律及自己独立的审美认知，面对评论对象敢于直面问题，指出弊端，或进而开出解决问题的良方。批评的初衷是对评论对象——作品及作家、艺术家负责任，最终目的是“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激励更多好作品问世，进而推动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举凡负责任的、有真诚情怀的文艺评论家，往往都自然会有这样的批评勇气——从某种意义上讲，真诚的情怀是批评勇气的培养基。真诚而有勇气的批评是可以切中要害的，同时也往往是有力与有效的，这与当下某些以挥舞大棒而引人眼球，以“刀客”式话语而故作惊人，以盛气凌人的指责而自视高明的“酷评”式批评，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李健吾先生是具有反驳激情与批评勇气的评论家，他的批评勇气正是来自于他的责任心与真诚（包括同情），来自于他对评论对象的独具只眼的分析与他所奉行的“大公无私”的“公正”的判断。他认为，一个评论家“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证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释。他要公正，同时一种富有人性的同情，时时润泽他的智慧”。面对一部作品，评论家“不应当尽用他自己来解释，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类已经所有的杰作，用作者来解释他的出产”。李健吾先生倡导文艺批评中的批判精神，而且自己亲自践行，在《咀华集》中，他对巴金、茅盾、林徽因、曹禺、卞之琳等作家的作品评论，即不乏态度鲜明的批评意见。如他在评论巴金先生的“爱情三部曲”时指出：“他（指巴金——引者注）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他叙述的流畅。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气氛。在这二者之间，巴金先生的文笔似乎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茅盾先生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件，西一件，疙里疙瘩的刺眼；这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作者在评论巴金先生的小说创作中，与茅盾先生小说创作中的语言风格相比较，指出各自的优长与不足之所在，看似顺带提及，实则是直指要害；虽为一家之言，但其说理是明白的。《咀华集》类似富有说理性的批评文字有多处，总体上看，是属于真诚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寻美的批评。李健吾先生在书中一再赞赏那种以作家“人生的全部的赤裸”，而达到创作的“内外一致”的境界。显然，此中大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作为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的他，正是一位勇于赤裸灵魂，以表露自己真性情的实践者。这从他的那些不无率真的批评文字之中，可以得到真切的感受。
（作者为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