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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人民和成为“人民的文学”

——记2019年内蒙古作家的《人民文学》之旅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鄢冬  

  2019年是内蒙古文学的丰收年,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立于文学刊物塔尖的《人民文学》刊载了内蒙古籍作家的五部作品,这五部作品中,阿勒得尔图、海伦纳和艾平的作品更是头条刊发,安宁、渡澜的作品一经推出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渡澜刊于《人民文学》的《昧火》还入选了2019年全国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一年时间,《人民文学》推举多位内蒙古作家作品,在内蒙古文学史上并不常见。他们的作品,既有选题的优势,也是实力的彰显。更让人欣喜的是,50后的阿勒得尔图、海伦纳、艾平并不孤独,80后的安宁,以及更为年轻但却出手不凡的1999年出生的学生作家渡澜以崭新的文字表达真正宣告着“后浪”的崛起。在这些作品中,既有详实史料传递出的理性与思索,也有精妙的叙事唤醒的人性光芒,既能将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怀融为一炉,又能看到传统技巧与新潮表达的艺术交响。

  “寻找”,是五部作品中不约而同的主题。如何寻找,以及寻找什么,则是五位作家颇有趣味的思维魔法所在。

  阿勒得尔图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头条,正式开启了内蒙古作家的《人民文学》年。他通过这部作品来寻找乌兰牧骑的“初心”。这部作品的优长在于作者在作品背后所做的“案头功夫”。陆游在《示子通》中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作家在下笔千言之前,应该心中有沟壑,胸中有成竹,眼中有热爱,文字中才能有情感的溪流淌过。作者深入采访基层乌兰牧骑老队员,并查阅相关史料,寻找并用文字建构出乌兰牧骑最初的样子。用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宽阔的叙事视角还原了“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初心”:那颗红色信仰、蓝色热恋所拥抱的心灵,以及以此为索引,读者看到的那一个个以天为幕布的草原人,那一匹匹以地为舞台的蒙古马,那一出出交织着炽热理想和真挚信念的史诗大剧。

  艾平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但发表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头条上的却是一则中篇小说。在《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中,读者自然可以在优美的叙述中辨认艾平的身影,但她却更愿意隐没在精美的叙事中。那些舒缓的笔调与诗性的吟咏相映成趣,埋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个名叫包·哈斯的老人渐渐闪现起来,他曾经是驾驭“千军万马”的马倌,岁月并没有驯服他,也并没有泯灭他的英雄之心。养马曾是他的事业,如今成为了他的寄托。马曾经是他的伙伴,如今更是相依的朋友。马有他的脾气,他也有了马的性格。他孤身一人三次前往科右中旗寻亲,就是曾经驯养的蒙古马给予他的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现。更令人称道的是,这篇小说既是关于一个家庭的小历史,又通过细腻而恰到好处的笔触点染近年来内蒙古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

  海伦纳的《鸿雁的故乡》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5期头条,是讲述乌兰牧骑故事的上佳之作。作家通过回忆和现实频繁换位、双线并置的方式,讲述两代乌兰牧骑花朵安娜、阿茹娜与指导员发生的趣事。作家最终让读者如愿,指导员最终寻找到了安娜,也像一只鸿雁真正归巢。海伦纳善于写作长篇小说,中篇对他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然而,已出版四部长篇汉文小说的他,既能熟练运用更为冷静的全知视角去观察指导员和安娜的“前世今生”,也谙熟以小博大、以个体悲欢来反衬时代之隐喻的写作技法。更为重要的是,在乌兰牧骑这一大热的题材之下,海伦纳没有急于去昭示什么,而是努力去懂得什么。爱情,足以让岁月歇脚,让灵魂战栗,在唏嘘和感怀中凝聚昨天和今日,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读者的认知屏障,并温软地渗入。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关于爱情的喟叹也是乌兰牧骑沧海桑田变化的缩影,他们既是千万乌兰牧骑队员中普通的人物,也将成为驻足未来的精神坐标。

  安宁的《布谷,布谷》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第6期,是一则在寻找布谷鸟的同时寻找自我的美文。一只布谷鸟代表什么呢?看起来,安宁继续着她的自然主义冒险。之所以是冒险,是因为她的书写近乎于忘我,而她本人也如同她笔下那个寻找布谷鸟的女孩,那般专情,那般沉静。当淘气的弟弟射杀了布谷鸟,让女孩和安宁同时觉察到了残忍的人性,而女孩温暖的坚持也暗喻安宁坚守的那份责任:快节奏的时代中,安静写作的她显得既尴尬又重要。在提倡命运共同体、构建生态文明家园的今天,内蒙古作家的作品正在重新被唤醒。他们的文字中总有面对自然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因此又显出“特别”。我们相信,安宁的布谷鸟正慢慢从远方飞回,它最终也将生活在一个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的浪漫生态中。

  1999年出生的渡澜,成为这一年内蒙古文坛乃至全国文坛的惊喜。《人民文学》2019年第11期发表渡澜的短篇小说《昧火》。作为彻底的“网生代”,她的思考和表达都是别致的,而在作品中的“寻找”也注定与众不同。表面上看,是“我”寻找丢失的“嘎乐”的故事,但实际上,要拾起的何止于此。“嘎乐”是我捡来的孩子,我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但他却突然失踪了。我惊恐万状,在森林中大声呼喊着嘎乐。然而,嘎乐是蒙语“火焰”的汉语音译。当我呼唤嘎乐时,村民们以为着火了,查明真相后,竟然对“嘎乐”愤怒相对甚至暴力相加。我在寻找嘎乐,最终以绝望收场。渡澜只有21岁,她在小说中丢失了嘎乐,在小说外继续寻找着这个年纪还不太懂却奋力读懂的人间哲学:疏远、理解与分别,多么艰涩,但又那么具体。

  这几位作家寻找的方式、对象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寻找”却在两个领域提供了启示:一是文学为谁而作,二是如何写作重大题材。

  作家的写作,首先是对自我负责的事业,由此引发的一切宏大叙事才显得可靠。文学应该为作家精彩的自我而歌。只有先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人才能以尊重和欣赏的姿态驻足聆听。

  然而,止步于自我的写作也是危险的。文学应该为芸芸众生吟咏,作家不能停下探索更为广阔世界的使命。这两层次的有机联系恐怕是:当作家找不到自我时,吟咏也必然是苍白的、空洞的。一个放弃了自我的人,与他人之间也必然不会找到精准的、贴切的灵魂联系。当作家找不到众生时,歌唱也将是单薄的、封闭的。一个放弃了众生的人,对自我也不太可能觅出深邃的、悠长的宇宙至理。这五部作品无论是讲述自我还是众生,都试图眺望另外一岸:安宁、渡澜由内至外,最终到达的是自然或人间,传递生态精神或人性光芒,阿勒得尔图通过时代镜像之下的人物来反衬乌兰牧骑的变化,艾平、海伦纳则用“小爱”的故事诠释“大爱”无疆。

  五部作品的文化和精神含量不低,不是生硬地戳读者的神经,而是给读者提供厚实绵密的养分。既是凝神提气之作,也保留着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与可贵的坚持。他们的写作进退自如,能登大雅之堂,又可以吟唱“陋室铭”,其必然的因果在于厘清了“为谁写作”的问题。

  二是如何写作重大题材。其实,很多作家面对重大题材,往往体现出既怕又爱的心情。从国家的文化战略角度看,重大题材滋生出严密的符号体系,也铸就了宣传领域的精神之门。从个人写作的角度而言,走向时代并与时代产生呼应,也是很多优秀作家必经的道路。然而,时至今日,重大题材的写作总体质量良莠不齐,大多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窘境。如果说当今文学正在被视觉时代边缘化,那么重大题材的写作某种程度则是被当今文学边缘了。必须写,且必须要写好,是所有重大题材写作者应该面对并试图解决的难题。

  艾平和海伦纳的作品,则是重大题材的典范之作。尽管受困于中篇的限制,他们没有展现更为丰富的素材域,但却提供了一条扎实的艺术思路供作家汲取。应该明确的是,作品不必充满主旋律,但也不要排斥主旋律。主旋律的概念缘起音乐,而任何一篇动人的乐章都不是单调的存在。除了主旋律外,还有“次旋律”,只有主次结合,音乐家才能弹奏完美的乐章。另外,主旋律所提供的是更为宏观的理论背景,而作家需要做的是消化理论,将其称为鲜活的生命体。理论脱离文本时一定是灰色的,但脱离了理论指导的作品其生命力也并不会太旺盛。只有将时代命题与写作有机融合,才能形成理想的生命体,最终长成“生命之树”。艾平和海伦纳的书写也可以被理解为写作者的另一种寻找:没有曲高和寡,也并不声嘶力竭,却最终找到了写作重大题材之匙。

  内蒙古文学曾经出现过令人瞩目的繁荣期,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主流文学期刊的刊载率还是从大众视野的曝光率来看,内蒙古作家都显得不是很活跃。的确,对于地处边地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而言,一年内能有五位作家以重要作品刊载于《人民文学》是件既艰难又光荣的事。他们既照耀着后继写作者的路,也以成功的写作实践告诫我们:去寻找一切的真理吧,然后,成为“人民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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