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两弹一星”精神是一个“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群体，在自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发射中铸就的精神航标：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是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心怀国之大者

　　50年代中期，面对核讹诈、核威胁、核垄断的严峻形势，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果断决定：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响应国家号召，20世纪50—60年代，一大批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海外中国科学家，心怀“国之大者”，义无反顾、纷纷回国。据统计，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20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

　　“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要回国的他被关进监狱、抄家。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兴奋不已，“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家有祖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两弹一星”事业是神秘的，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奉献的精神坚守、严酷的纪律维护。

　　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毅然回国主持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前往核基地前，他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我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妻子问他“去哪”“做什么”“去多久”？他连续回答了三个“不能说”。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率领研究人员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终因核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他临终前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我“死而无憾”。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陷入困境，钱三强临危受命，推荐和组织一大批科学家，发愤图强，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如期爆炸。此后，他又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他说，我们在国内奋斗，到国外求学，总想把他国强盛的经验拿到手，并不是只图个人待遇如何。

　　1956年到前苏联学习、1960年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的王淦昌，1960年便回到祖国，1961年接到核武器研制任务时他说“我愿以身报国”，之后放弃了本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基本粒子研究方向。“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誓言“我们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的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在飞机爆炸的刹那间，和警卫员紧紧地搂在一起保护了核资料，自己却永远消失在熊熊烈火中；程开甲说“一辈子跟着党，个人一切交给党”；周光召说“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两弹一星”的奋斗者，用忠诚、智慧、青春、热血、生命诠释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深刻内涵。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上九天揽月

　　196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成功实施核爆炸、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慑和核垄断，奠定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何以能在技术空白、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仅用10余年时间自主完成“两弹一星”？

　　基于研制尖端武器中外援作用有限的正确认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起步就明确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面对苏联撤回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停止一切援助；面对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一大批科学家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赤诚与激情，在“春风不度”“烈日如伞光如盖”的戈壁滩上，冒高温、顶沙尘、住土屋、挤帐篷、喝咸苦水，奋战两年多建起了导弹试验基地；核弹爆轰试验之前的理论数据，原子弹的设计轮廓、精密零件的形状和体积是靠手摇计算机、算盘计算出来的；溶解炸药的实验中所用的工具，大多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盆盆罐罐；为了尽快得到重要核装料——铀，铀矿勘查地质队普遍开展土法炼铀，人工碎石、用布袋过滤沉淀物，在短时间内生产出了160多吨重铀酸铵，为我国首次核试验赢得了时间；北京第六研究所靠拼命硬干建成了二氧化铀简法生产厂，1962年底，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加速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程……孙家栋说，“那个年代，能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每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感觉到扬眉吐气”；“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国用国产液体燃料成功发射一枚苏制导弹；第83天，我国自己制造了第一枚导弹；1966年10月下旬，在我国本土成功地进行“两弹结合”试验。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苏的尖端事业发展新路子，使我国尖端事业在简陋条件下以较短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大力协作、勇于登攀：集中力量办大事

　　关于核武器研制如何组织，毛泽东说，“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周恩来总理反复强调，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科技基础薄弱与发展尖端科技需求的矛盾。钱三强认为，“国家要强盛起来，离不开科学技术，新中国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突破，使我国跻身于五个核大国之列，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钱学森看来，“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规模空前、技术空前、综合性空前的重大科技系统工程，关涉部门之多前所未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研制核武器，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集智攻关、攻坚克难。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集中、集中、集集中；日新、日新、日日新。”

　　新时代，“两弹一星”事业在中国双流并进：从科技层面讲，“两弹一星”精神自觉演进，“载人航天精神”“东风精神”业已成为科技强国的动力；从精神层面讲，“两弹一星”精神已凝结成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助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