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中华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它可以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和支持。

　　——编者

　　《诗经》

　　最早的诗歌总集

　　□何砺砻  冯丽丽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年间的诗歌，共计305篇，也称《诗三百》或《诗》。其诗篇在当时均可入乐，故亦有“歌诗”之称。普遍认为，它是在西周以来民间所采集的3000多首诗歌的基础上，经过周朝历代乐官不断删减、改编，最终由孔子校订辑录而成的。按其音乐特点分《风》《稚》《颂》三类。

　　《诗经》从两汉时期被正式列为经典，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影响甚广。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不学《诗》无以言” 的说法，《诗经》中的词句常被后世士大夫所引用，以“赋诗言志”。《诗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思想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成为我国古代最为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是我国音乐和文学的光辉起点。

　　虽然《诗经》原谱亡佚，其音乐之原始面貌难以查证，但是后人一直为还原《诗经》音乐本来面目而努力。从唐至清，曾出现多部对诗经乐谱的拟创之作，如宋代赵彦肃的《风雅十二诗谱》、元代熊朋来的《瑟谱》、明代朱载堉的《乡饮诗乐谱》、明代吕楠的《诗乐图谱》、清代陈澧的《诗经今俗字谱》、清代永瑢的《钦定诗经乐谱全书》等。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高宗弘历命臣僚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诗经》进行全面谱乐，编纂成《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一部。该书对《诗经》的305首诗歌及6篇“补笙诗”进行了全面拟创作，拟作乐谱共有五类、十种乐器之多，其记谱法涉及到工尺字谱、律吕字谱、琴瑟指法字谱等四种记谱形式，谱配乐器十分全面。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钦定诗经乐谱全书》30卷，附《钦定乐律正俗》一卷，清永瑢等撰，乾隆活字朱墨套印本。21册二函。版框高19.6厘米，宽12.7厘米。半叶9行行21字，小字双行行21或24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鱼尾上镌书名，下镌卷数、篇名、页码。卷前首列上谕、御制诗、职名，均为刻印；次列凡例、表、目录，其中凡例、目录为单色活字印刷，表为朱墨两色活字套印；正文主要采用朱墨两色活字套印。

　　《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较为珍贵的一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决定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特命将“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汇付剞劂。同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工作大规模展开，“四库馆”征得各地进呈秘籍中亦多有必要刊印者。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提出制作枣木活字，摆版刷印书籍之建议，获乾隆帝首肯。为此，先后制成大小活字25万余枚，摆印古籍。因“活字”之名不雅，乾隆帝更名为“聚珍”。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至嘉庆八年（1803），连同先前雕印的四种书籍，武英殿陆续刊印“聚珍版”珍本秘籍138种，是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 其中四种为聚珍版活字套印本，分别为《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八卷》《万寿衢歌乐章六卷》《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三十卷》附《钦定乐律正俗一卷》《钦定文庙乐谱一卷・乡饮酒礼御制补笙诗乐谱二卷》。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刷印数目有限，一经颁发供不应求。乾隆帝鉴于此，特应允各地依循本书翻版通行。为作区分以正视听，凡原版刊印138种者，名为“内聚珍”，余者皆称“外聚珍”。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所印，大部分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因其内容精善重要，且多辑自珍罕孤本，再加上校雠之精，刊刻精美，为清殿本书之翘楚。而木活字的大规模统筹运用则为中国活字印刷史上仅有，把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钦定诗经乐谱全书》因其自身重要的版本价值，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千里江山图》  深沉的家国情怀

　　□郑学富

　　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之一。该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绢本，青绿设色。画采用远距离俯视，多点透视，全景式描绘了连绵群山、峰峦叠嶂、幽岩深谷、江湖浩淼、流溪飞泉、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蓬楼阁，以及捕鱼、游赏、行旅、呼渡等人物活动。描绘精细，意态生动，景物繁多，气象万千。该画卷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构图于疏密之中讲求变化，气势连贯。乾隆帝在画上题诗：“千里江山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以神。”

　　中央美术学院专家经研究得出结论，《千里江山图》绘制过程繁琐、细致，相当于画了5遍图：第一遍起稿以水墨描底，又称粉本；第二遍上赭石色，以展现冷暖对比，加强景物和谐；第三遍加入石绿，由绿松石和孔雀石制成；第四遍再上一遍绿色进行叠加，以增强视觉感官上的立体感；第五遍才是上青色，取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希孟10多岁入宫画学，得宋徽宗悉心指教。政和三年，18岁的王希孟用了半年时间，游览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借鉴前人绘画技法，融入自己的感情想象和诗意境界，创作出《千里江山图》。该图充分表现了神州山河的秀丽壮美，表达了一个青年才俊的家国情怀。王希孟将画献给宋徽宗，期待他能励精图治，为百姓营建一个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宋徽宗对《千里江山图》大加赞赏，爱不释手，却没有领悟王希孟的用意，仍重用蔡京、童贯之流，追求奢靡。王希孟目睹朝廷腐败、内忧外患，非常忧虑，多次建言宋徽宗能实行变革，宋徽宗仍然我行我素。悲愤万分的王希孟又一次请求游历。这一次他体察的是民间疾苦，创作了哀鸿遍野的《千里饿殍图》，献给宋徽宗后，徽宗勃然大怒，把王希孟打入大牢。王希孟意识到自己将有杀身之祸，便向宋徽宗请求在临死前能再看一眼《千里江山图》。得到宋徽宗允许后，王希孟走进画室，再也没出来。清代有“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美誉的宋荦感慨赋诗道：“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

　　《金石录》  有几页闲情好梦

　　□朱卫东

　　《金石录》是一部具有近千年历史的传世钟鼎碑版铭文集录和考订专著。这本书发扬了中国史学以金石证史的治学传统，在金石研究上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对史学、考据学、文献整理和金石书法的研究，至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由大文学家欧阳修开创，所著《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铭刻的著作。《金石录》的体例因循《集古录》（二书并称“宋代金石学双壁”），共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共2000种，考订精准，评论独具卓识。

　　《金石录》编排以时间为顺序，分30卷，前10卷为铜器铭文和石刻的目录，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2000件；后20卷收录跋尾502篇，详细描述这些器物的出土时间、地点、收藏者等信息，重在补正前贤的阙失。

　　《金石录》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一起编著的。夫妻俩非常恩爱，倾心执着于金石书画的搜集与研究。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描述：“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夫妻二人编著《金石录》历程非常坎坷，正如济南清照园里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的楹联所说：金石录有几页闲情好梦，漱玉词集多年国恨离愁。《金石录》在编著期间先是遭遇靖康之乱（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赵明诚携李清照逃亡到江南，所藏金石书画在战乱中损失殆尽。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在颠沛流离中染病辞世。他病故后，李清照居无定所，不得已嫁给张汝舟，却发现张汝舟娶她是想占取她和前夫搜集的金石文物，果断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又历时数年，李清照精心修撰整理赵明诚遗稿，终于完成书稿。

　　据考证，《金石录》最晚在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就已经有了刻印本流传（史称“龙舒郡斋刻本”）。历经近千年历史风云变迁，现存宋刻本《金石录》凤毛麟角。上海图书馆珍藏有一部宋刻十卷残本，此书原为清初杭州人冯文昌所藏，上有篆刻大师赵之的“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文长方印钤。后又经鲍廷博、阮元、潘祖荫等大藏书家相继收藏。此外，这本书上还留有江藩、顾广圻、翁方纲等大学者的题诗和跋文。虽为残本，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文献和文物价值，影响深远，弥足珍贵。

　　《云梦秦简》创三项世界之最

　　□孟丽娜

　　秦代竹简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即在竹片上墨书文字，用细绳分上、中、下三道按顺序编组而组成册。1975年底，在湖北省的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1100余枚秦代竹简，全称《云梦睡虎地秦简》简称《云梦秦简》，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睡虎地秦墓主人叫喜，生前是县令属下的小吏，参与过审理案件。《云梦秦简》简长23.1厘米至27.8厘米，宽0.5厘米至0.8厘米，内容近40000字，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的法律，涉及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职掌等各个方面。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编年记》《秦律杂抄》《法律答问》《为史之道》《日书》甲种、《日书》乙种、《秦律十八种》等为后人整理拟定。自秦始皇时更“法”为“律”，从《秦律十八种》中可以看出秦律已经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秦律对汉代以及其后的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云梦秦简》的出土，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篆书的特点。这些文字的书写时间虽然在丞相李斯奉秦始皇之命整理、推广小篆的前后，但它们是书法史上所称的“秦古隶”，属于战国末期在民间和低级官吏阶层兴起的隶书。虽然许多字在形体上还保存了篆书结构，但写法上已是大大简化了篆书用笔的严谨，行笔有方有圆，随意自然，书写便捷，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成熟而流畅，质朴秀朗的艺术风貌。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云梦秦简》被列为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它开创了三项中国和世界之最：《秦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法律；秦简所记载的“疠迁所”“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麻疯病隔离医院和法医检验鉴定标准格式。此简为研究战国时秦国与秦代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阶级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对汉字发展史与简牍制度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

　　《寒食帖》  独领风骚近千年

　　□张宝清

　　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下三大行书”指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寒食帖》。王羲之在心情极佳、酒至微醺中创作出《兰亭序》，颜真卿在悲怆中一气呵成《祭侄文稿》，苏轼郁闷之极写下了《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黄州寒食帖》。《寒食帖》长卷，纸本，纵34.2厘米，横18.9厘米，129字，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公元1082年，是苏轼经历了遭诬告、降职、入狱、被贬到黄州（今天的湖北黄冈）的第三年。寒食节这天，苏轼借诗文一吐胸中郁闷，写出了满纸苍凉。

　　从内容上看，《寒食帖》其实是两首五言诗，“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字里行间，透露出苏轼当时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心境的孤独悲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屋漏偏逢连阴雨，吃的寒酸，甚至连一把烧火的干柴都没有。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虽然心中苦楚，但笔下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种纯净明朗。他的行笔没有因为低落的情绪而失控，仍然精妙细腻，这和苏轼旷达的心胸分不开。他曾经说：“吾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由此可见，苏轼已将世俗的名利看得很淡，虽然身处逆境，心中还是一片开阔旷达。

　　《寒食帖》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是通篇没有一点俗气。黄庭坚曾评价苏轼的字：“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这一点在《寒食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苏轼当时虽然身处逆境，但整篇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单薄，反而给读者一种雄强开朗的气魄。《寒食帖》每一个字似乎都有灵魂，如同一个个音符，诉说着苏轼的遭遇与心情。整体节奏感强、起伏强，代表着苏轼心情。开篇几句平缓，紧接着墨色加重，结字越来越随性，文末收敛，代表着心情的平和。

　　《寒食帖》流入清宫后，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险些焚毁，后流落民间，为广东人冯展云所得，书迹再次遭遇火灾，幸而及时扑灭，长卷上的火灼痕迹，便是当时留下的。1922年，《寒食帖》流转至日本，由当时的藏家颜韵伯以金六万元售于藏家菊池惺堂。第二年九月关东大地震，东京都大火，菊池惺堂冲进火场，从烈火中将《寒食帖》救出。“二战”期间，东京屡遭美国空军轰炸，《寒食帖》幸而无恙。二战后，此卷为政学名士王世杰所购，最终由其子捐给台北故宫。

　　《寒食帖》是苏轼创作出的一种新的书写样式，将情感与笔下之字相结合，将“宋人尚意”的书风发挥到极致，再加上黄庭坚的题跋，更成为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