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人离不开食物，食物离不开灶具。灶具的发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反映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 早期的人类在使用火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掌握和控制火，后来又用土将火围起来，不仅安全而且更聚集热量，这就是灶的雏形，同时也是“灶”象形字的来源。  内蒙古博物院《边关岁月》展厅中，汉代龙首青铜灶被单独摆放在玻璃展柜里，它是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青铜灶中体量最大、级别最高的一件随葬品。精致的造型，傲然昂立、呈嘶吼状的龙头，带给观众无限遐想。

　　龙首青铜灶通长40厘米，高44厘米，宽30.1厘米，龙首造型烟筒高24.5厘米。灶台上，大灶眼的釜上有甑，底部有许多透气孔格，像我们现在的蒸锅；剩余2个灶眼上均配置着釜，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锅，如果3灶齐开，可同时进行蒸、煮（炖)、炒烹饪。

　　仔细端详灶、甑、釜、烟筒，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设计实则暗藏“玄机”——灶身长、灶门窄、龙首形烟筒高，做饭时，通过灶门往灶里加柴，烟便从龙嘴吐出，高烟筒有利于吸风拔火、提高火力。

　　龙首青铜灶还有一个特点是灶、釜、甑、烟筒四大组件可以拆分，使用时简单组装起来即可，离开时迅速拆散打包，非常适合游牧部族游猎或作战使用。

　　据考古资料记载，先秦时期，灶坑或火塘设在屋内门口处，不仅是炊具，也是取暖、照明的工具。从西汉开始，室内有了正规的垒砌灶。最初，一个灶台上有多个灶门，后来人们在使用中发现，如果灶台只设一个灶门，那么只需从一处往灶膛塞柴草，照样能煮饭烧水，不仅操作方便，还节省燃料。同时，增大灶膛空间，利用冷热空气对流回旋，柴草燃烧更充分，热量也能得到充分利用。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承燕介绍，中国的古人对灶十分尊敬，有祭灶神、打扫灶舍等习俗，灶的使用为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方便，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提高。灶在形成之前，经历了篝火、火塘、灶的形态。秦汉时期，灶具的功能和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固定式垒砌灶，也有可移动式小型金属灶；既有单火眼灶，也有多火眼灶。固定式垒砌灶不仅推动了釜具朝着后世铁锅的方向演化，而且成为随后2000年人们一直沿用的基本灶具形式，对中国传统炊具造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出土龙首青铜灶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因紧邻大黑河而得名，大黑河古称金河。该镇是原阳古城遗址，战国时属于赵国。当时，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再加上这里的人喜欢骑马，所以被赵武灵王选为骑兵训练基地。到了汉朝，为了稳定边疆的统治，朝廷实行移民屯垦、开发边疆的政策，在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实行郡县制管理，营建了大大小小40余座边疆城镇，今天的呼和浩特地区当时属云中郡管辖，下设11个县，这时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最早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内蒙古地区古代历史上建造城市最多的一个时期，成为巩固边疆的生动典范。

　　如果历史是首诗，那么文物便是最雅致的文字。龙首青铜灶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产物，始于炊烹、达于交融，在内蒙古地区出土，说明汉代时中原地区先进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传入漠北地区，见证了2000多年前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郑承燕说：“今天，我们站在龙首青铜灶前，仿佛穿越到2300年前的时空。在灶的发现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吸取了草原文化的精髓，延展了黄河文化的内涵，这里既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融汇点，也是北疆文化形成中的重要闪光点。”（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