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前写过一部关于动物的散文集《狗这一生》，其中有一篇是专门写牛的。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谈的是黄牛。在村庄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我和黄牛相处的时间较长，对它们很熟，不知它们是不是也这样想我。
机缘巧合，这次居然写了一部关于牛的长篇小说，还是来自法国的牛，这是之前我没有想到过的，假设让我信马由缰地去想，以我有限的想象力恐怕也想不到这里去。这个世界就这么奇妙。
准备着手创作这部小说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白牛。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对白牛有了一定的了解。除了外表的皮毛长得不一样外，白牛与黄牛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比如，看上去温文尔雅。正因为如此，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不时想起黄牛，进而将两者进行对比。其实，除了斗牛场上那种好斗的牛，其他我见过的牛整体都很温和，给人一种“有事好商量，不急慢慢来”的亲和感。在大型牲畜里，比起马、骡子和毛驴，绝大部分牛的脾气都是好的。
二
鉴于这是一部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小说，在创作上，我觉得要严谨、严谨、再严谨，不能像其他诸如武侠、言情、盗墓之类的小说，极尽夸张、想象、渲染。我还坚持认为，这类小说即便是虚构，也要虚构有度。就如我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任扶贫队长》一样，因涉及脱贫攻坚这样的重大题材，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将“虚构有度，不离现实”的原则贯穿整个创作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一些涉及那段历史的资料、提法以及口口相传的故事，我作了严谨的考证，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核实、佐证和去伪。尽管这项工作耗时较长，但还是非常认真细致地去做了，整个过程像是在为一篇宏大的博士论文作准备。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让媒体这个职业浸染太深，有着浓厚的“职业病”痕迹，干什么事情都像是去写新闻稿，先把新闻五要素整明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前期的准备工作结束后，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从哪个角度着手去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最后决定从牛的视角去写，即“牛眼看世界，所见皆不同”。
以牛为第一人称，在创作上是有很大难度的，给自己拔高创作难度，我想挑战一下自己。但我相信，这种书写方式的创新，效果一定是不错的。事实也正如当初预料的一样，在叙事过程中，要兼顾“牛语”与“人语”，同时还要兼顾“牛思”与“人思”，既要考虑二者思想的不同，又要考虑二者语言的不同，处理起来确实费了些周折。但从最后的结果看，整体还是令人满意的。
正式开始创作时，我基本处于“闭关”状态。每天晚上一下班，便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小屋里，安静地构思、码字。可能是绝大多数搞文学创作人的共性，在喧哗的环境中会变得没有思路，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才思泉涌。
我有一个对创作有利的条件就是打字速度快，基本上思路所到之处，字已经出现在了屏幕上，没有因打字速度慢而影响到思想表达，也就是说基本没有卡顿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有思路的话，一晚上写五千字基本没什么问题。另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是，我睡眠时间比较少，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也照常“升起”，像是打了鸡血，满血复活。在“闭关”期间，一些朋友会时不时表达对我创作进度的关心，并不时进行言语上的“恐吓”：“你再不出来，小心我们不和你玩”，或者“你再不出来，小心我们想不起你长啥样子”。面对这些问候，也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在我知悉的范围内，有的人选择了吃饭喝酒，有的人选择了打麻将，有的人选择了追剧，有的人选择了刷视频……
三
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绝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事情。感谢我所供职的内蒙古日报社多年来的悉心培养，让我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和知识积累，在鼓励每个人成长成材的向上环境中施展才华和抱负。同时，为了让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创作之中，社里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全方位支持，为我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充足的创作时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写作过程中，自治区文联从策划、采访、写作、改稿到出版，全过程参与。进入编校环节后，出版社的同志们非常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字词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印刷发行处给予的大力支持，让本书得以尽早面世。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刘文军研究员也对本书贡献了重要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白牛》出版后的反响还是不错的。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法国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与中国携手走过了意义非凡的一个甲子。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白牛》的出版发行可谓意义非凡。《白牛》见证了中法友谊，让读者了解到中法建交初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并使这段历史得以被铭记流传，让读者了解到一段大国外交佳话如何在祖国北疆大地上落地生根。《白牛》借主人公之口讲述了5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了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火热实践，见证了内蒙古人民的善良质朴和勤劳勇敢。作品在书写白牛的同时，把一个勇闯新路、日新月异、活力迸发的内蒙古形象展示给了世人。
《白牛》作为记录中法建交的文学作品，能为传承中法传统友谊作出一点贡献，是作家应尽的职责。从这一点而言，我还是很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