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人走出大兴安岭南迁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在他们绝望无助时，得到“神马”的引领。因此鲜卑人将马视若神灵，是祥瑞灵兽的代表，图腾的象征。

　　鎏金工艺

　　鎏金又称火镀金，工序繁复。把黄金与水银按比例融合，制成银白色的金泥，均匀涂抹在铜器表面，反复擦拭，让金泥紧密附着在铜器的每一处纹理、凹陷与平面上，再加热挥发掉水银，留下光芒耀眼的鎏金器物。

　　扎赉诺尔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成长的摇篮，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存，历史文化传承从未间断。汉代，起源于大兴安岭的拓跋鲜卑走出森林，来到呼伦湖畔，在此生活了200余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在内蒙古博物院“融铸北疆”二号展厅展柜里，便有一枚出自东汉时期鲜卑人之手的翼马纹鎏金铜饰牌，吸引着无数游客。

　　饰牌长9厘米，宽5.5厘米，铸造成型，正面铸刻昂首扬尾、肋生双翼、四蹄腾空的飞马，马双目朝天，鼻子上的角向后弯曲，尽显灵动。

　　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马颖介绍：“这件铜饰牌出土于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达兰鄂罗木河（又称圈河）东岸的坡地上，属于东汉时期鲜卑人的墓地。饰牌上的马纹平面浮雕，轮廓清楚，与东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近似，很明显是受到了东汉文化的影响。”

　　扎赉诺尔古墓群发现于1959年，从1960年至今，已发现800余座墓葬，累计清理发掘56座，出土文物有金器、陶器、铜器、骨角器、木器、玉器珠饰、漆器等450余件，其中中原文化器物有规矩铜镜、如意纹织锦、漆器、五铢钱等，代表性精品有翼马纹鎏金铜饰牌、三鹿纹金饰牌、骆驼纹金饰牌等，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鲜卑人古墓群之一。

　　马颖说：“扎赉诺尔墓群的发现为研究东汉时期鲜卑族的历史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从中可反映出鲜卑人在其首领推寅的带领下南迁大泽后，至诘汾再次率部南迁这一百多年中，社会、经济、民俗、文化的面貌，是拓跋鲜卑考古学上的一个标尺。2006年，国务院公布扎赉诺尔墓群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翼马是翼兽之一，翼兽是指原本没有翅膀的动物被加上了翅膀，例如翼虎、翼狮、翼牛、翼马、翼鹿等形象,这种造型是中国古代器物中使用范围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

　　鲜卑人留下了许多以马为原型的遗物，这与他们特有的迁徙历程、经济类型、社会背景分不开。传说鲜卑人在南迁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对未来充满未知与茫然时，天降神马，带领他们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出口。

　　《魏书·序纪》载：“古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因此，马被鲜卑人奉若神明、敬奉膜拜，马是他们心中祥瑞灵兽的代表、图腾的象征。

　　鲜卑人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这一阶段，考古遗存中没有与马相关的遗物、遗迹。到了“大泽”时期，无论是扎赉诺尔墓群，还是拉布大林墓群，墓葬中大都存在牛、马、羊骨，并伴随着与马相关的遗物，翼马纹鎏金铜饰牌便是其中之一。这是由于鲜卑人迁徙至呼伦湖附近后，随着自然环境的优化，经济由游猎经济过渡向畜牧经济，畜马之风也随之日盛。《后汉书》在《鲜卑传》里记载“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三国志》《魏书·田豫传》有“乃共要，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中原政权）”的表述，这些都表明马在鲜卑人心中的特殊地位，马匹的数量也是衡量他们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关键。

　　史料记载：“圣武帝（诘汾）尝率数万骑于山泽”，力微“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禄官“控弦骑士四十余万”，郁律“控弦上马将有百万”，“控弦上马”数字的攀升，一方面说明鲜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马匹数量。由此可见，鲜卑人已把马匹数量作为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准。

　　据说鲜卑族慕容部落的吐谷浑移牧青海后，在吸收辽东和甘肃河西地区养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羌人的驯养技艺，以波斯草马为父本，当地土马为母本，进行品种改良，培育出了青海骢（cōng），即毛色青白相间的马。这种马体质结实，步伐灵活敏捷，善走对侧步，是优良的乘用战马，能日行千里，被称为“龙驹”，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

　　鲜卑人敬马、爱马，马是他们生产生活、军事战术的核心工具，留下了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刻的翼马纹鎏金铜饰牌遗物，成为内蒙古博物院国宝级文物，为我们研究东汉时期鲜卑族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