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两人都算得上是文化大家。尤其是陈三立，曾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除了聘请当时的不少国学大师教授四书五经外，还效仿现代化的教育方法，开设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同时，陈家的藏书也很丰富。如此背景下，陈寅恪从小耳濡目染，如痴如醉地在书的海洋中吸收着知识。那一段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看过的篇章经常能够大段背诵。他打破了当时不少人秉承的“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主张在读书的过程中弄懂每个字的意思。

　　除了精通传统文化典籍外，陈寅恪还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国外书籍。陈寅恪先生去世时，亲友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64本读书笔记，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以及英国“剑桥学派”史学家阿克顿的著作都曾仔细研读过。

　　在书籍的选择上，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他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这些书包括《诗经》《尚书》《礼记》等，都是包含了先贤智慧的典籍。这类书籍不仅应该读，而且应该背诵。同时，他主张读“老书”和“原著”，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基础性阅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陈寅恪曾经说过：“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正因如此，读流传下来的那些经典“老书”，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对于读书的态度，陈寅恪在写给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曾这样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可以看做是一代大师读书治学的最高准则。（据《城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