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呼和浩特市教职工代表大会宣传部工作。当时传递和散发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手工刻印的。先把蜡纸铺在有纵横细纹的钢板上，再用铁笔刻写好，然后用手推油印机印制而成。我很擅长这项工作，不但字刻写得工整，印的清晰，而且还掌握了排版的技巧和套印技术，很受宣传部负责人的赏识和夸奖。

　　后来我所在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当时叫“东风区”）东门外小学，要办一份油印小报，为此将我从宣传部调回学校担任小报的主编，派给我的助手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该校不久的一位年轻女教师。

　　我们的印刷厂在一间小平房里因陋就简的开张了，然而学校的刻印设备实在太差了，我凭着脸面向宣传部借来了钢板铁笔和油印机，并对那位与我关系很“铁”的负责人说，我的这种“借”纯属肉包子打狗，他同意了，我非常感激他的大方应诺。东西拿来学校，校领导和我的助手都夸我有本事，人缘关系好，从而增强了动力和信心，我俩把小报办好的劲头更足了。

　　我们的小报每周出一期，每期都是4开纸两面刻印，共4个版面。定稿后交上级审阅，然后排版刻写，我能做到笔体各异，纵横兼有，标题明朗，主题突出。又经助手认真校对，绝无丢字落字的现象。每期的报头设计力求新颖，绝不重样。有时候我也在小报上刻印上自己写的小品和诗歌，颇受助手的赞赏。印好后发到老师们手中都啧啧称赞。我和助手还得当“投递员”把每期的小报送给新城区所辖的十几所小学，每校送去3份。听着助手送报回来向我说起外校老师对小报的赞扬，以及她对我俩办报高兴心情的表达，我心里美滋滋的，进而加深了我对她的好感。但我知道，在她对我的夸奖和称赞声中还没有我所期盼的那种成分，因此我必须发挥油印机的作用来促使那种成分的萌生。

　　接下来我对办小报更是精益求精，对助手在校对中指出的问题都尊为“谕旨”，先是聆听她指出的理由及其修改的意见，而后再共同切磋，直到修改的俩人都满意为止，从而增强了语言交流和相互的信任感。尤其印小报时，我站着推油滚子，她坐着为我翻纸，我以保质保量为由推的缓慢而稳重，以此延长“自然约会”的时间。与她边印边聊，从各自的家境到彼此的经历，从俩人的爱好到未来的向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使我盼望的那种成分在萌生后又得到茁壮成长。我那没有任何虚荣做作的言谈举止，终于唤起了助手的爱意，于是在油印机面前犹如出现了属于我俩的蓝天祥云，芳草和鲜花。她的爱意不因我只有37元的月工资而减热，也不因我家庭成分的不佳而降温，这使我非常感激。1970年冬季，我俩终于结为终身伴侣，婚后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一直温暖幸福，如同吃着甘蔗上高山——步步登高节节甜。

　　如今，那套刻写油印的工具早就退役了，我俩那位特殊的红娘——手推油印机的归宿也不得而知，然而我俩当年办的小报至今还珍藏着，共41期，每当我们翻阅起来，都会引起许多甜蜜的回想。文/张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