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1925年2月初，章士钊与胡适在一次宴会上不期而遇，饭后便一起照了这张合影。相片洗印出来，章士钊在相片背后题了一首白话诗送给胡适：“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落款：“适之兄，章士钊，十四，二，五”。

　　题诗后还有章氏附言：“吴弱男看我写完大笑不止，写完此句，弱男更笑”。吴弱男（1886~1973年），安徽省庐江县人，是章士钊元配夫人，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女权活动家。胡适对章士钊所题写的白话词也颇感喟，在相片边框处旁题了一首七言诗酬答：“‘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落款：“适，十四，二，九”。

　　一张合影，使胡、章两位名人的影像存留，且二人各有手迹附留其上，自然价值不菲。然而，关于胡、章二人的交往史事，能够因此合影的出现有所攀附与扩充的叙事却实在无多；无论怎么联络史料与梳爬文献，胡、章二人的交往史事，能够溢出这张合影的部分确实是寥寥。

　　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考察，《胡适书信集》中竟无一通胡适致章士钊的信件；《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也只选录了两通章士钊致胡适的信件。《胡适日记（全集）》中关涉章士钊的内容很少，亦不足为研究之据。

　　好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尚辑有章士钊致胡适信件六通，其中两通已为《胡适来往书信选》所选录，其余四通尚未有录文，或正可从中管窥胡、章二人交往史事。书中所辑第四通章信，就恰与二人合影事有关，信文如下：“适之兄：大安。相片4张奉上，账已算过，请勿烦心。惟其中二人合照1张，弟有题词，兄阅后毋捧腹。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奉请撰安。”

　　据此信可知，胡、章二人合影印成后，1925年2月5日当天，章在照片背后题写了白话词（诗）之后，又写成了这封信，一并寄与了胡适，嘱其题诗以和。这不仅再一次确证了，二人合影题诗的具体时间，也间接说明了胡、章二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然没有什么“白话与文言”之争了，二人也并未因为文学理念与学术观念上的差异而产生什么交往上的嫌隙，二人私交还算不错。

　　事实上，现存章士钊致胡适信件中最早的一通（1915年3月14日，辑入《胡适来往书信选》首页首号），其致信事由乃是因胡向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而起的。在信中，章不但表示刊用其稿，更表现出对胡治学新意的浓厚兴趣。须知，时年24岁的胡适尚在美国留学，而时年34岁的章士钊则寓居日本东京，二人的文字之交，虽远隔重洋，却也心意真挚。1920年11月24日，身在上海的章士钊，再次致信时已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这一通信，更可见二人私交之密。

　　这封信中所交代的事由，乃是胡适在为他人证婚之后，将写好的贺联交章士钊代写转呈，而章士钊对贺联文字有所疑虑，婉请胡适重写一副。由于《胡适日记》没有相关记载，无从得知当时胡适究竟为何人证婚，其贺联原文究竟如何等细节，但长胡适10岁的章士钊以“过来人”的人事经验，谆谆劝慰之意还是颇见长者风范的。除与胡适商榷贺联内容之外，信中还捎带了章与胡适论学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章著《名学他辨》中，对当时已“暴得大名”的胡适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关内容有相当批评，反过来他此时却致信向胡适表示“很愿受你的批评”，“请你仔细看看，除了你恐怕很少的人能够批评了”；通过这些话语，不难窥见章在学术交流与切磋上还是足够真诚的。

　　当然，无论是从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来考察，还是从提倡“好政府主义”的基本政治取向来考察，胡适在文化、教育、学术、政治等各领域的主张与行动，随着胡适的声名渐隆与章士钊政客生涯的“每况愈下”，二人的交集都越来越少。胡适从当年那位海外投稿的文学青年，摇身一变而为青年导师与文教界巨擘，章士钊则从创办《甲寅》杂志，继而出任教育总长，再被迫下台而为鲁迅斥之为“落水狗”，只得寓于杜月笙门下，终以挂牌律师为生计。胡、章二人的交往，因生涯各异、分道各行，自然渐行渐远。二人合影之后近20年，1943年，已蛰居“陪都”重庆六年的章致信时任驻美全权大使的胡适，信中除了客套寒暄语之外，无非捎带举荐了一位赴美的故友，别无他话，仅此而已。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