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体育经久不衰地制造恶意
1945年，在论及莫斯科迪纳摩队访英比赛时，英国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指出：“体育经久不衰地制造恶意，如果这样一次来访对英苏关系有什么效果，那也只能是雪上加霜。”
在这篇名为《体育精神》的随笔中，奥威尔写道：人们说体育能在国家之间创造友好，还说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平民如果能以足球或板球相遇，便无意兵戎相见，每闻此言，我总觉惊奇。即使不看前车之鉴（如1936年奥运会），不知道国际比赛足以演变成倾泻仇恨的大联欢，你也能从基本的准则中得出同样的推断。
如今，几乎所有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比赛是为了取胜，如果不曾竭力争胜，那么比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乡村草场上，你为两方加油，感受不到地域性的爱国主义时，还有可能只为娱乐和锻炼而比赛，但只要声誉问题一冒头，只要你感到你和某些大过你的团体会因为失败而蒙羞，那么最野蛮的战斗本能就会被唤醒。任何一个即使只踢过校际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坦率地讲，国际层面的赛事形同模拟战争。但值得注意的并非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身后的国家的态度，他们因为这些荒谬的竞赛而怒不可遏，并且严肃地认为——至少在短时间内——跑步、跳跃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
在英格兰，对体育的痴迷已经足够糟糕了，可是在一些年轻的国家，即使那里的比赛和民族主义都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反倒会激起更强烈的热情。在印度和缅甸等国，足球比赛必须由警察组成强有力的警戒线，以防止群众冲入球场。在缅甸，我曾看到一方的支持者在关键时刻冲破警力，让对方的守门员丧失了功用。大约十五年前，西班牙举行的第一场大型足球比赛导致了无法控制的骚乱。一旦激起强烈的竞争感，按照规则比赛的观念必然消失不见。人们想看到一方问鼎，另一方蒙羞，他们忘记了通过作弊、通过群众干预而得来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观众即使没用身体来干预，也会试图通过为己方的球队加油、用嘘声和辱骂“欺负”对手来影响比赛。严肃的体育运动无关公平竞赛。与它密切相关的是仇恨、嫉妒、自夸、对一切规则的漠视，以及目睹暴力时所产生的虐待狂般的乐趣：换句话说，这就是战争，只是减去了射击。
帕慕克：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
土耳其大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和他父亲一样，是伊斯坦布尔球会费内巴切的支持者，几十年后还能“像背诗一样，背出1959年费内巴切队的整个阵容”。但他对这项运动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1990年的小说《黑书》手稿里，帕幕克写了一个走遍伊斯坦布尔找老婆的人，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土耳其主场惨败给英格兰的比赛，只听见英格兰人一个又一个地进球。“1980年代，土耳其以0比8输掉了对英格兰的两场重要的资格赛。英格兰队员在场上嘲笑我们的球员，英国报纸拿我们打趣，因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首场比赛时，我们甚至连一块像样的草皮都没有。对我来说，这些失败正是国家以及耻辱感的隐喻。最后，我把这些段落删掉了，好让书薄些。可现在我后悔了。”帕慕克告诉《明镜》周刊。
他还说：“葡萄牙过去的独裁者萨拉查也把足球用做控制国家的工具。他视比赛为大众的鸦片，以此保持稳定。要是在我们国家也能这样，那倒也不错。在这儿足球不是鸦片，而更像是一台制造民族主义、仇外症和专制观念的机器。我还相信，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而胜利并不能……民族主义滋生于灾难……现在的土耳其足球是为民族主义而不是为民族服务。”
伯恩哈德：具有娱乐性并使人神志不清
奥地利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在其自传体小说《原因：一种预示》中，把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的、深受纳粹统治影响的寄宿学校视为一座“精心设计的、无耻地摧残他思想的牢笼”，校长格林克兰茨形同典狱长，体育则是掌权者的工具。伯恩哈德写道：在这座城市的混乱中，我仍在上我的小提琴课，我们每周四傍晚仍必须穿上制服到体育场上，在铺有炉渣的跑道或草地上接受格林克兰茨的训斥。我只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印象，当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在每年一度的体育比赛中，我在五十米、一百米、五百米和一千米的赛跑中都是不可战胜的；当我赢得比赛时，曾两次站在格尼格勒体育场专门为胜利者的颁奖仪式搭建的颁奖台上接受颁奖……我从来对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都提不起兴趣，是的，我总是痛恨体育，我现在仍然痛恨体育。在任何时期，尤其是所有的政府都有充分理由一直赋予体育最重要的地位，它具有娱乐性并使人神志不清，变得愚笨，尤其是独裁者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而且无论如何都支持体育。支持体育可以得民心，而支持文化则失民心，这是我外公说的，因此所有的政府总是支持体育而反对文化。和所有的独裁统治一样，纳粹统治也是通过大众体育变得强大，几乎统治了全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大众在任何时候都受到体育的管束。无论那个国家多么渺小和不重要，但把一切都奉献给体育天经地义。然而，从数百名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大多数几乎完全残疾的人身边走过，前往格尼格勒体育场为了赢得奖章而奔跑，这是多么的荒诞啊！而他们却在主火车站如同一件完全令人生厌的、包装残缺的商品被装入另一个车厢。
（据《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