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那家小旅馆的老板跟我说，过了半夜，住店价格会给我打6折，于是我就磨蹭着去县城闲逛，捱到了半夜才去登记住店。

　　这天是1990年夏至，我身处的北半球，一年之中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日落时分，西天的晚霞把白天燃成了灰烬，回江南小镇的渡船已经停航，我只有住在县城了。夏至那天，我从江南小镇出发去县城，这天我写了关于夏天的3首诗，把诗歌手抄本拿到县城去给杨看一看，同时让在县政府上班的诗人何哥指正。

　　杨是我在县城的恋人，她母亲是裁缝，在县城里做服装生意。杨看中的是我的一点所谓才华。那是文学发烧的年代，在县城灰尘滚滚的马路上走路，手臂里夹着某某诗刊某某纯文学杂志目光火热带傲气的文学青年们，是县城的宠儿。我在与县城隔一条大江的一个小镇工作，起初是小出纳，不久成了办公室文书。

　　夏至那天的骄阳，把县城的沥青路烤得快融化了，我走在马路上，如陷入了泥泞之中，黏糊发烫的沥青把我一双凉鞋的鞋后跟也扯断了，凉鞋成了拖鞋。按照事先约定的接头暗号，与杨在家楼下对面的老巷子里会合。老巷子里苔藓漫漫，隔着市声喧嚣中凉气飕飕。杨见我趿拉着的鞋，急了，她说：“这是县城，你咋这样吊儿郎当的，诗人更应该讲端正啊。”我还没来得及把新写的诗歌拿给杨看，她便带着我去一家鞋店新买了一双凉鞋。

　　在老巷子那棵枝叶参天的黄葛树下，杨看了我新写的诗，沉默了。我心有不甘，问她，到底咋样嘛，我准备邮寄给省城的诗刊。省城诗刊的编辑，那位喝酒后骑在雕塑上以为是战马的大胡子诗人，也是从县城走出去的。我给大胡子诗人写了一封谦卑讨好的信，请他百忙之中看一看并提出

　　宝贵意见。

　　杨的沉默，让我之前的热情，也燃成了灰。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每逢我写了新诗，第一时间交给杨看，她满是赞誉之词，对她的赞誉，我心理上已经有很深的依赖了。她不肯定我，还有谁呢？那些年，县城里的文人们说，我写的诗，还没入门呐。我明显感觉，县城有一道看不见的城门在排斥着我。

　　杨说，我们好好谈谈。

　　那天，杨跟我说，你这样昏天黑地里写啊写，也总不是个办法啊，你把写诗当作业余爱好吧。

　　我咬着牙，心里憋着一口气。我目光灼灼，凝视着杨说，我要写一个大的，震惊县城。

　　杨问我，有多大，把县城谁震惊了？

　　我一拳砸在黄葛树上，树皮没破，我的手上都是血。

　　一路闷闷不乐。杨在老巷子里买了一个芝麻烤鸭，她塞给我嘴里一块。一坨鸭肉，我吃得胸腔里一颤一颤的。

　　1990年夏天，我邮寄给省城诗刊的诗歌退稿了，蓝色稿签上，是大胡子诗人如中药房老先生开具处方签上龙飞凤舞的字迹，大意是，继续努力，诗神在诗歌殿堂召唤你。1990年夏天，我在这个国家最北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那本刊物叫《北极光》，是茫茫大兴安岭掩映之中的地级纯文学杂志。我捧着刊物赶往县城给杨看了，一双梅花鹿的眼睛在我身上闪烁，她说，好，好。我说，我要写个大的。1990年夏天，在县政府工作的何哥，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他辞职下海去做服装批发生意了。

　　1990年8月，我21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去县城里杨的家，菜很丰盛，家人热情，没说一句关于我写作的话。杨的母亲说，我同杨的爸爸3岁就离了婚，你好好待她。

　　生日那天下午，县城里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雷阵雨，轰隆隆的雷声中，娇小的杨抓住了我的手。霹雳雷声瞬间贯通了我的肺腑，让我明白，在尘世里，我只是一个肉体凡胎的俗人。

　　一只夏蝉，在夏天最后的浓荫里，完成了它的嘹亮歌唱，等待明年夏天的重逢。

　　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我至今没写出一个大的东西来为我压惊，关于写作的炉火，只是一直没燃尽而已。我也从没跟杨提虚劲了。杨眼角低垂，小小的皱纹爬了上来。在尘世，杨做我平凡的妻子，相看两不厌的亲人。

　　今年初夏，遇见当年的文学青年何哥，他体重160斤了，是有钱人。我同何哥喝了一顿酒，不经意中聊起了那些年在县城为文学发狂的岁月，何哥起身，伸了一个懒腰。我见他眼角上，漫起一层湿润的光。文/李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