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一天上午，在单位的一次编前会上，我汇报了要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的选题。汇报中，我着重提到了要去采访的地方，虽然名字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但位置却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境内，而且内蒙古媒体记者还无一人前往采访。另外，当国家确定该地址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几个嘎查（村）牧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一分补偿，义无反顾迁移到了别处。

　　汇报完选题后，会上当场拍板，全力支持我去采访，并宣布来往差旅费实报实销。要知道那时因为经费紧张，是控制出外采访频率的，何况这是跨省出行。

　　在信息还不发达的当时，我就在前往采访途中玩了一次“四渡赤水”，先到的酒泉，得知无法去基地，又坐火车返回兰新线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小站。站小却威力大，所有路过这个小车站的火车都要停下，包括特快列车。第二天我才从这个小站坐上了去基地的军列，长长的列车，只挂了几节客车车厢，一般人根本坐不上这列火车，我看到火车司机是军人，列车长是军人，两个列车员美女也是军人。哇，板板正正的军列。那时基地还处于高度保密时期。我是在酒泉基地办事处，拨通了基地当时的政治部主任的电话，才获准上车的。这个主任说，两个原因我批你进基地，一是你比《人民日报》记者“厉害”，事先都没有联系就闯来了。二是你又是内蒙古日报社的记者，是第一个来基地采访的内蒙古记者。

　　他说的第一个不重要，我能够进入基地采访，实际是沾了来自内蒙古这个光。从基地采访回来，在兰州倒车，那时也没有预定车票一说，都是现坐现买票。坐了快20个小时的车，到兰州车站是中午，下车便排队买票。等排到窗口，一摸兜钱包没了。钱包没了意味着身无分文了。在兰州举目无亲，有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还算聪明，立刻想到找组织。我到车站邮局打长途，与邮局负责人说明情况，人家给面子，同意先打长途后付钱。我是直接给当时的总编辑求援的，他说你就在原地别动，一会儿会有一个人来找你。放下电话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中年人骑车风风火火来了。他是甘肃某杂志社一个副总编辑，他说和我的总编辑是老朋友，说着话他拿出来1000元钱问我够不够？我立刻说够了够了。这样我才回到了呼和浩特市。

　　一回来，我写的《走进航天城》上下篇约近1万字通讯，刊发在了当时的《周末报》。我更要说的是，就是这个报道，为转年我能顺利调入农民日报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那次采访，不仅是我人生一个重大转折，也是我风风火火跌倒轱笼行走当中最难忘的一次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