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牛弹琴”是一种能耐

　　美国教育鼓励“对牛弹琴”这种理念是有其科学性的，这对“弹琴”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它让学者从极不相同的视野来呈现自己的专深知识；而对“听琴”者则是一种巨大冲击，这两者的碰撞往往会导致思想突破，最后造就出创新型人才。

　　斯坦福大学访学商业中心是大学最热闹的地方，一天到晚都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一餐厅门口的院子里有一片贴着五颜六色的大画板，每个画板前都站有一个学生，不时有人会驻足观看一下，那些学生就比划着给围观者讲解。我走到跟前才搞清楚，原来是工程学院的一个班级的高年级大学生在做活动，他们把自己的实验成果制成大幅的彩色图纸，并附上简单的文字说明，给路过者耐心地讲解他们的实验内容、意义和实用价值。

　　尔后我逐渐悟出个中奥妙，这种活动的背后蕴藏着另一种教育理念，挑战这些学生的能力，学会如何把高深而抽象的科学道理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让各种各样的门外汉们也能理解。如果一个学生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一种能耐，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得成就感。

　　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有个很特别的规定，答辩委员会主席必须由一位非专业的教授担任，而且此人必须提至少一个问题，让博士生回答。这就好比答辩现场突然闯进来一头牛，非常考验一个博士生的应变能力，看你能不能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让一个外行听懂你博士论文的内容。

　　“对牛弹琴”弹出大科学家

　　提倡对牛弹琴教学法，不仅要有合适的文化氛围，而且还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极具有弹性，对于同一门课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考试方式，那些选择五分制等级者需要参加考试或者写研究报告，而那些选择“通过/不过”者只用听课就行了。这样就允许各种各样学科背景的学生，都可以来选修这门课，不用担心会不及格而在自己的成绩单上留下污点。

　　这样的考试制度，就在同一个班级上课的学生中，有的是这门学科的高才生，有的则是一窍不通的“傻牛”，这帮人争论起来，那真是险象环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乱弹琴”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不过这种课堂氛围，老师也乐见，学生也习惯，而且能够造就杰出的科学家。就我所知，起码2个数学菲尔兹奖的得主都是得益于这种教育体制。

　　诺贝尔奖不授予数学家，数学界的国际最高奖是菲尔兹奖，迄今为止只有2个华裔学者获得过这项殊荣，其中一个就是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

　　丘教授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他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他的专业是数学系，他选修了一门物理系的课，开始啥都听不懂，一学期下来才勉强弄懂一个概念。他没想到，后来在数学研究上的突破就是受这个物理学概念的启发而做到的，由此他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

　　“琴师”和“傻牛”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爱德华·文顿教授，也是菲尔兹奖得主。而他的研究领域则是理论物理，他被誉为“活着的爱因斯坦”。就是说，文顿教授是物理学界芬芳，数学界开花。他还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评为“七个在世的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之一。文顿的求学经历则更加传奇，他的本科是在美国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念的，而且学的是语言学和历史学，属于文科生。

　　在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管理中，处处体现出“对牛弹琴”的理念。斯坦福要求，每个被邀请来的“大牛”都要“给牛弹一次琴”，即面向全校乃至附近社区的民众作一次大众演讲。这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学术交流方式，既能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又能激发人们的灵感。

　　“对牛弹琴”成为一种文化

　　要做到对牛弹琴，首先要克服文化心理障碍。弹琴者应该改变态度，不怕嘲讽挖苦，能给牛弹琴，既是一种能耐，也是一种智慧。更重要的是，人们都要有一种敢于当“牛”的勇气，接受并不是自己专长学科的东西，最终成为牛人。

　　“琴师”和“牛”的角色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一个人在一种场合中是琴师，在另一种场合则可能就是头傻牛，这两种角色是可以互换的。能经常变换这两种角色者一定不是一般人。

　　思想交流，是积德，是造化，也是快乐。一个人能把自己珍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个国家民族要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必须让“对牛弹琴”成为一种文化。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