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母亲》首先是一部乡村史，整部小说聚焦于乡村，写乡村生活面貌，写农耕种植、节庆习俗、婚丧嫁娶、风土人情；写乡村人的情绪世界，白三女、润润的个人遭际，石三家、宋栓小家的家庭命运；也写一个小村庄的兴衰。这部乡村史也深深嵌入河套50年的革命历史之中，写乡村人在社会变迁中多舛的人生遭际，以钩沉出更多的历史面相。

　　尽管乡村史嵌入在革命历史中，但革命历史只是一个叙事外壳。小说在大历史下，书写小故事；在大写意中，有小情调；在大气象中，有无数鲜活的生活小细节。“革命在这里仿佛是一种历史的线索，它只是一种历史标记，存在于历史的时间坐标之间，而真正能构成小说丰富性的还是那种乡土生活及其伦理风习。”这部小说的饱满和丰富体现在其对于河套地区“乡土生活及其伦理风习”的书写中。

　　历史，河套历史，作为一种时间的必然线索在起作用，而小说并不过多地纠缠于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和场面，而是不断地退回到乡村，退回到乡土生活、乡村日常性的叙事中。平和的农业生活、民风习俗、婚嫁迎娶、饮食文化构成了叙事基底。文中用了大量的笔触描写热烈的劳动场面，拉耧种麦子、扶犁种谷子、锄麦子、掏苦菜，这些有质感的生活细节，是对辛勤劳作的人们最深情的礼赞。春种秋收，在土里刨食才是庄稼人的根本，是生存、生命的根本。丰收之际，坐在红油炕上，吃蒸饼烩菜、油炸糕、吃饺子、面片，地道的河套美食是对人们一年辛勤付出最丰盈的回馈。线性的历史只是远处的背景，生生不息、热气腾腾、坚韧而执着的生活才是河套历史的根本。

　　《河套母亲》以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也从风俗的、人情的、心灵逻辑的角度，从民间文化形态出发，展现了民间社会的情绪世界和伦理世界。小说开篇在生与死、国家灾难与家庭灾难之间，呈现出的是家庭的悲剧，石家的掌门人石三死了；儿子跑了，生死不明；孙子得了重病，奄奄一息。白三女、润润、兰兰，这些站在男人背后的女人，被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家庭变故磨练得坚韧硬气，成为了石家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她们承受着社会变迁中的伤害，坚守着土地，坚守着家业，播撒着辛勤的汗水，成就子女长大成人，河套女人们、河套大地上的人们在艰难中生存。历史风云变幻，个体、家庭在历史变革中风雨飘摇，但是，来自于人、生活、岁月的力量恒常地稳定着，以“不变”的坚守，伦理的暖意缝合了、修补了历史或者伦理的裂缝和创伤。石家三代女人身上体现出的倔强、隐忍、坚守、从容等等品质，是千百年来民间文化积淀下来朴实的生存理念，也是河套大地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河套母亲》以民间叙事善恶二元结构来塑造了两类人物谱系。乡村人物谱系一方以石三、宋栓小、憨憨为代表，他们扶危济困、知恩图报、守望相助；另一方是石六子、汤三，他们忘恩负义、好吃懒做、惹事生非。革命者人物谱系以石贵元、王兴为代表，从国家权力立场来看，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舍小家顾大家，都是国家的忠臣；从民间叙事立场来看，石贵元的行为给家庭带来了打击。战争年代，尚且可以理解；解放后，他不赡养母亲，抛弃结发妻子，不抚养子女，是为乡间伦理所不容的“逆子”。石贵元在即将与家人团圆之际，猝然离世，也在隐喻乡村最终也没有接纳这个现代版的“陈世美”。而王兴，从民间叙事立场来看，也是乡村伦理道德的楷模。他来自人民又回馈人民，与白三女一家，与石三圪旦村的老百姓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相濡以沫、互相救助。

　　《河套母亲》站在民间叙事的立场，关注被政治历史淹没的个人，反思社会历史变革对人的影响，在回忆曾经熟悉和坚守的生活经验、民间伦理中追问有关人生和存在的意义。 

　　（作者系内蒙古作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