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但共同理论基础都是唯心史观。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衡量中国发展道路，是其显著特点。

　　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无数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的英雄，也充斥着贪生怕死、开历史倒车、卖国求荣之徒。后来者正是从这种界限分明的是非善恶中获得激励与警示。

　　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人并没有截然的是非善恶之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坏蛋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从而混淆、解构了对一些历史人物已有的基本判断。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网络恶搞中，他们将人做了“扁平化”处理。对待英雄，用各种戏谑、反讽甚至造谣的方式，将其光荣事迹弱化甚至丑化。

　　在看待农民革命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其描绘为一场戕害人性的暴乱。他们不去关注农民曾经如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高昂地租、高利贷、酷刑等各种形式的剥削和镇压，而是去渲染革命斗争的“无情”。有些作品，热衷于刻画个别地主在日常生活中的“知书达礼”“典雅高贵”，以此来迂回表达其对革命斗争的不满，似乎革命就是野蛮对文明的报复，是卑劣人性的集中展现。

　　在看待反抗侵略的战争时，历史虚无主义者不去区分战争双方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仅仅从个人情感、个体命运以及家庭遭遇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每一个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管是发起侵略的一方还是反侵略的一方，都是值得怜悯的对象。前者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是可怜的灵魂需要救赎的对象；后者则不过是逞一时之勇的可悲炮灰，一时的英雄壮举带来的是无尽伤痛甚至生命的毁灭。于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演化为战争无是非之别，对战争的反思被简化为笼统的“反战”，人类和平被寄望于对抽象“大爱”的呼吁。对侵略者的谴责成了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代名词，而对英雄的纪念反而成了好战的同义语。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诚然，每个个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反面人物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域，也许温文尔雅、有情有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面对被统治者时，整体上展现出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是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是由于他们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甚至冲突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展现出了温情，就忽略其在面对民众时本质上的反动性；也不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弃恶从善，实现友爱与和平。用抽象人性论来看待阶级对立和冲突，看待民族解放战争，看似充满道义，实则软弱无力，客观上更是对恶行的纵容。

　　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

　　在看待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无视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革命产生的必然性，把它看作一种情绪化产物，认为如果耐心等待统治者“温情”的改良，社会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有人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它的破坏性，耐心改良，便可避免革命带来的弊端。那么，改良的希望在哪里呢？在那些明智的幡然醒悟的统治者身上。

　　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把革命看作是因嫉妒贪婪而引发的产物，是对统治阶级这一精英集团的不公。以土地革命为例，这一观点认为，同样是人，别人能做到家大业大成为地主，而你贫民却无立锥之地，不正说明人家能干，而你能力不行吗？为什么要剥夺人家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土地？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现象并非人为造成的“错误”，也不是统治阶级一旦觉察到便可以去彻底改正的“错误”；而被统治阶级发起的革命，也不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更非出于人性的卑劣。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是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尽管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是起积极作用的。不应该用所谓“温情”的改良，去否定革命或贬低革命者。

　　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衡量中国的发展道路

　　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视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极限，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外来侵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痛苦，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了新型的现代文明。如果当时我们不反抗外来侵略，而是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便可搭上一条顺风船，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很可惜的是，我们却用“民族独立”的名义将其拒之门外；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启蒙被救亡所压倒，被性急的年轻人所抛弃，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改早了、改糟了，因此，要补课、要走回头路；尽管近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根本不值一提，唯有彻底废除“四个坚持”，才算是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这些观点来看，不管是主张采纳“孙子”战略，主张重新启蒙，还是主张补课，走回头路，或者是主张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革，其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舍此另辟蹊径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背离。

　　怎样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主张呢？他们无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懂得启蒙如果离开救亡这一前提，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他们也无视新中国在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下，已经失去了走欧美、日本等国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有利条件，唯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较为平稳地迅速完成工业化的重任。他们更无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所谓“完美社会形态”的标准，凡是不符合其设想的社会便被斥为背离了人类文明大道。而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一般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

　　总之，无视中国具体国情，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为衡量标准，试图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与之接轨，并以此扭转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始终不变的企图。可以说，这是“历史终结论”的又一版本。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转载自《红旗文稿》2015年第20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