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若某一日世上没有了爱，那将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我知道，人们都会说这“试想”是荒唐的。这当然好，说明世上真的有爱。我不知道在文化类的词典中对“爱”有多少种解释，但我能肯定的是，关于爱，在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体认。因此说，“爱”是个开放的概念。可它又与其他概念不同的是，其丰富的内涵中是有体温的。

　　近年来，我比较专注于从美育的视角与层面看艺术的审美特性及效果，其中总是会有意无意间感受到这“爱”的存在及力量（当然，不排除个人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情怀变得更为柔软，因此面对有关“爱”的表达更为敏感了一些）。就以李白那首明白晓畅故而流传极广的《静夜思》而言，其写游子的思乡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此诗在我国几乎妇孺皆可成诵，这除了因其诵读上的流畅与易记之外，还与人们的喜爱有关。喜爱其形式美与意境美。通常所见关于这首诗的意境的解析，以为“思”字是“诗眼”，即表达诗人的思乡之情云云。这当然是确切无疑的。但是，是否可以再向前追问一步呢？即，诗人何以对故乡有此拳拳之心、切切之思？我以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对故乡的深情之爱！这爱已形成一种情结，深深地埋在诗人的心底，于是诗中之“思”便成为必然。如果这样的认识与分析可以大致成立，那么，或可进一步说，是爱的深情与美的形式共同赋予《静夜思》这首20字的短诗以独特意味与美感力量。由此个例，我们甚至可以悟到如下规律性的认识：每一独特的艺术形象或艺术境界，都是诗人、艺术家个性化的创造，而且有一定偶然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再往深处追究一步，则又可知其在个性背后或深处，还有整体；在偶然之中，尚有必然性存在。就“思乡”之作而言，所谓“整体”，可以理解为祖国、民族、家园，也可以理解为是“类”；所谓“必然性”，则是因了深情之爱。对于诗人或艺术家来说，祖国、民族、家园不仅养育了其生命，而且呵护与涵养了其心灵，因此，一方面“爱”自然地成为“思”的动力因，另一方面，以自己独创的艺术境界或作品，开启了个人之爱与大众之爱的心理通道。正因如此，其作品能够引起共鸣，并广泛传诵，以至历久犹新。

　　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佳作中，表现思乡的，表现母爱的，为数尤多，可谓艺术创作题材的大类，同时也被称作“永恒的主题”。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是一个“爱”字必是其中最具共同性的主因。我们知道，诗人、艺术家幽深的、微妙的心情，往往发而为感人的艺术。他们可能会经历生活上的坎坷与艰辛，会遭遇人生的失意与苦闷，故乡和母爱则是其心灵的依托和精神支点。因此，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都必有赤诚的爱心在其中。《游子吟》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于朴素的文字间传递出人间大爱，让人于低吟中心动，以至落泪——母爱永远是游子最温情的精神故乡——共鸣则是艺术之美的真正魅力！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读懂了诗人的爱心，才可能真正读懂他的诗。

　　如果笼而统之地说诗人、艺术家为传递爱而创作，显然是有失于绝对化，属于以偏概全。但是如果说，启人去爱，是古今中外许多诗人、艺术家的艺术旨归，或曰美学追求，则是并不为过的。上文提到的表现思乡、母爱题材的抒情性作品很突出，而且也容易体会得到。此外，在其他各类艺术中范例之多堪称不胜枚举。从母亲在婴儿耳边轻轻吟唱的摇篮曲，到小孩入学后唱的儿歌，几乎全都是爱的旋律；小时候在乡间听说书人讲民间故事，多半都是颂扬好人，张扬善事，有的故事中虽然出现坏人逞凶作恶，但最终必得报应，必然是正义与善良占据上风——爱的导向很明确，即倡导爱正义、爱好人、爱善行等。再到生活中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为事业、为生存（或曰生计）而奔忙，不免辛劳，也不免单调，这时他们便会借助相适的艺术而调节生活情趣，展舒内心世界。于是，农夫有了田歌（山歌），舟人有了棹号，牧人有了牧歌等。因为有了这样的歌唱表达，他们一日间劳作的辛苦得以调节与舒缓，心灵也得到了一定的安慰。其歌中的内容几乎都会表达爱——爱生命、爱生活、爱山水、爱草木、爱田园、爱家乡、爱亲人等，当然表达男女爱情的往往会更多一些，此类情歌情真意切，让人听来动容，因此，我曾著文称之为“生命的歌”。抄录几段陕北“信天游”如下：听见干妹子唱一声，浑身打颤羊领牲。/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猫眼眼瞭哥哥。/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白日里想你穿不上针，到夜晚想你吹不下灯。/青杨柳树风摆浪，死死活活相跟上。

　　爱之深，故歌之切！

　　我们知道，艺术创作要有批判精神。这是合规律的，而且是艺术的使命之所在。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曾形成了一个高峰。不过，我们同样需要明白的是，“有批判精神”与表达爱并不完全对立或矛盾。屠格涅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在《文学及生活回忆录》中讲：“我需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读他的代表作《猎人笔记》，确实处处可以感受到其态度鲜明地对农奴制的有力批判。但同时也能读出他的爱——对自然环境的爱。列夫·托尔斯泰称赞他“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对底层劳动者质朴善良的友情的爱，常在他细腻的笔调中自然流露。再譬如小说写战争，要表现战争的残酷及其为人民带来的种种苦患，但通常又可以从作品中读到作者胸怀大义的用心，即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热爱与珍重。艺术家丰子恺亲历了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之苦，目睹战争为祖国同胞带来的苦患，因此对这场侵略战争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他创作一幅漫画，题为《炸弹作花瓶》，以表达他热爱和平、拥抱和平的美好心愿。艺术启人去爱，可谓许许多多为人们所喜爱的艺术家的美好心愿。

　　艺术的基本特征主于美，但不能缺少爱。我们判断与评价艺术创作时，不仅要看其形式美感如何，还要看其是否能导人用心向善，更要看其能否启发人们去爱。这个意义上的爱，应当是真善美统一的产儿，既是人的重要的精神支撑点，也是世人心性的归属与希望。常听人们将“爱恨情仇”4字连起来用，而且有人称之为某些作品故事情节的成因。某些“传奇”性小说或影视作品，与之对应的地方确实较多。我无意对此类作品作任何评价，只想说，即使是所谓表现“爱恨情仇”的作品，只要是负责任的、合乎艺术规律的，那么其审美导向必然是张扬爱的力量与信念的，而绝不可以刻意放大仇恨，更不能因此向受众传播仇恨的种子。在我看来，善与爱同样属于艺术评价的原则。这原则不仅是从美感产生的规律中得出，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人类进步的需要中得出的，合乎广大善良人的审美愿望，也有益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