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到辽金元时期，中原王朝先后在这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并建立都城。遗址及出土文物为研究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2021年，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拓跋肇启 从大兴安岭到土默川平原

　　黄河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进入内蒙古高原后水势平缓，由黄河及其支流大黑河冲积而成的土默川平原在阴山南麓逐渐开阔。土默川，即古之敕勒川，野沃土肥，河流海子众多，大黑河蜿蜒贯注。和林格尔县位于土默川平原中南部，地处黄河流域向蒙古高原过渡地带。

　　张久和主编的《内蒙古通史》中记载，和林县历史悠久，秦属云中郡、西汉置定襄郡，北魏时曾建都盛乐，唐代置单于大都护府，成为北方地区最为显赫的古代历史名城，其后历代都设县置郡。

　　盛乐古城东傍蛮汉山，北依大青山，西濒黄河水道，南扼古道杀虎口，地处中原通往北方地区的山口要冲。

　　相传拓跋鲜卑部落最早发源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史略》记载，公元一世纪，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出发，一路南迁，历经九难八阻，进入内蒙古黄河流域地区。

　　公元258年，拓跋力微从大青山后进驻到土默川平原，柴燎祭天建代国，定都于定襄之盛乐（亦称“盛乐古城”），公元386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仍定都盛乐，史称北魏。

　　巍巍兴安，茫茫敕勒，都留下拓跋部落迁徙的历史印迹。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互动中，最终脱颖而出。

　　北魏于盛乐建都时，政治和文化都展现出多元多样性。该遗址可能是北魏重镇盛乐城和唐单于大都护府故城址，呈不规则多边形，南北长2250米，东西宽1550米，总面积349万平方米。夯土城墙残高10米，城门、瓮城、角楼及建筑基址保存尚好，城内街道依稀可辨。城南区现存的南墙和东墙南段，建于战国，盛于西汉，北魏时修缮。北区现存东、西、北墙和西南墙，主要属唐代遗址。中区现存东、北墙，可能为辽、金、元城址。

　　之后，从1997年—2007年的10年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周边清理发掘的代、魏墓葬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偏穴室墓、台阶一斜坡墓道土洞墓及砖室墓等，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部分墓葬有殉牲，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等。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北魏时期遗址还包括“美岱村”“大学路”等地的北魏墓葬，以及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沙圪堵石子湾”遗址、武川“坝顶”遗址等。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以及各军镇的考古发掘材料历史序列完整，文化内涵丰富，是研究黄河流城城镇建置、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治理体系形成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实物资料。

　　革故鼎新 从迁都中原到汉化改革

　　公元398年，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部地区），完成了拓跋氏兴起以来的第二次建都，拓跋珪的国都从盛乐迁至平城。

　　《魏书·食货志》记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代郡、善无、阴馆、参合为平城京畿四至，其中参合（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黄旗海盆地）为京畿北界。

　　大同，汉魏时称平城。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作为北魏的都城。这个时期，北魏社会发生了重要转型，拓跋氏仿效中原传统制度，逐步建立起中原式治理体制。同时，通过迁徙大量人口充实京畿地区，筑城池、修苑囿、定律令、制礼乐、造浑仪、考天象，确立度量衡制度，发展经济，黄河流域迎来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

　　拓跋珪高度重视汉族儒士，颁诏令设置五经博士，国子监太学生增至3000人，儒学随之在北魏发展起来，并在广泛参考汉族典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色制定了新的典章制度。

　　拓跋珪进入中原后，十分注重保护农业生产，严禁损害农作物。建都平城后，围绕着平城建造了大量定居建筑，民众被大量迁徙于此，由此奠定了对都城周边地区早期开发建设的社会基础。

　　这一时期，北魏以盛乐为旧都，在盛乐建有云中镇、朔州，并在北疆地区设立六镇，护卫盛乐、平城。设置的6个军镇中，有5个位于今内蒙古地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军镇是北魏创设的军政合一的机构，居住于军镇内的居民为多民族杂居，由此构成了当地多民族交往交融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格局，促进了此时期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

　　在此期间，北魏维护了西域道路的畅通，保障了商贸往来，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资治通鉴·齐纪·魏迁洛阳》中记载：“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魏主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在位期间大力推动社会进步，“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在发展游牧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推行的“息众保农”“计口授田”，使得北魏时期经济显现繁荣强盛。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开启了一次全面汉化改革运动。拓跋鲜卑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思想，使其与自身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创了北魏洛阳时代。洛阳成为北魏时期民族、艺术宗教文化融合的熔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新林认为，拓跋鲜卑从土城子建立盛乐城，到后来把都城迁到现在的大同，再到孝文帝又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这个举措实际是反映了鲜卑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这是我们一个考古学的实证。”

　　相倚为强 从包容互嵌到融通共进

　　长期以来，位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境内的战国时期的云中古城，被学者认为是北方草原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古代城市，距云中古城直线距离40余公里的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的考古发现，改写了这一历史。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后，废云中镇，存留朔州，朔州下辖盛乐、云中二郡。据考证，云中镇、朔州及盛乐郡的治所为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云中郡治所为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这是内蒙古黄河流域最大的古城遗址。

　　在土城子遗址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台基、房址、水井、窖藏等重要遗迹。古城外围发掘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辽金元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墓葬，出土了陶器、瓷器、铜钱、带钩等随葬品上万件。

　　在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着的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就出土于土城子遗址。这把青铜剑长40厘米，宽5.5厘米，剑茎呈双环节状，剑身单脊直刃，通身为青铜铸造。内蒙古博物院原院长陈永志介绍，这把青铜剑与越王勾践剑的形制是一样的，虽没有那种复杂的工艺，但是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带有这种环形剑柄的剑，都是越式剑，这与湖北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颇有渊源。“和林格尔土城子地区实际也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说明当时这里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更重要的是中原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发达的青铜文明，已经逐渐北移到中国的边疆地区。”

　　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多年来的考古发掘，陆续出土了北魏镶嵌宝石金猪佩饰、唐三彩鹦鹉提壶、贴塑塔形釉陶器及北魏、唐壁画墓等，这些遗迹、遗物自战国至元明，没有缺环，且自成序列，是研究内蒙古古代社会历史以及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迹。

　　张文平、包桂红所著《内蒙古魏晋北朝考古综述》中写道，从和林格尔县鸡鸣驿北魏壁画墓发掘看来，其壁画内容在展示北方民族与中原杂糅景象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崇尚自身传统的心理以及相互的包容。

　　此外，年代大体为5世纪中晚期的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墓群出土的器物，同样也较为完整地展示出北魏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吸收糅合来自各方文化因素的繁荣现象，随葬品的造型风格、制造技术等所反映的文化联系可达巴克特里亚乃至黑海北岸地区。如此种种，均体现了在民族大流动时代北魏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沟通古代东西方世界的盛况。

　　北魏，从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盛乐出发，走向中原腹地，随着人口迁徙，依托农业与游牧生产的融合，客观上使得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嵌入，彼此包容，也为北魏的文化繁荣注入了新的元素。例如，大量的南方艺人被北魏皇室召至皇宫中，他们带来了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使得北魏的文化更加多元化。

　　单从服饰变迁角度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着装发生大变动的关键时期。由于当时的草原民族同中原地区来往频繁，胡服一度引领时尚。圆领、紧身和下摆开衩的胡服对汉族的着装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带来了隋唐时期两京地区圆领袍、蹀躞带等服饰的流行。

　　彼时，内蒙古黄河流域已存在相当数量的农业定居人口，盛乐古城也经历了数次的繁荣，这表明依托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中华民族在这里交融兴盛。定居必然导致农业的繁盛及对自然环境更深入的开发利用，其中以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性开发利用为多，反之亦然，这也使得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条件逐步改善。

　　2021年，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遗址及周边墓葬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团队正在全方位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开展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将对以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为切入点建立黄河文化深度研究的时代标尺，以进一步弘扬和传承黄河文化，通过课题研究成果来推动黄河文化高质量发展。”该课题首席专家、内蒙古博物院原院长陈永志说。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郭成）

　　（本版图片均由鄂尔多斯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