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诗史》 杜甫诗歌千余首

　　□李喜庆

　　《杜陵诗史》又名《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是一本记录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作品的著作，里面不仅按编年汇集了杜甫的全部诗作，而且还有宋代著名文学家如王安石、沈括、苏轼、秦观、张耒[lěi]等70余人对杜甫诗作的注释和评语，被古籍收藏家称为“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世人尊称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安史之乱时，杜甫投奔唐肃宗，被授予左拾遗。后随严武到成都城西的浣花草堂。严武去世，杜甫流落荆湘一带而死。他的诗与李白齐名，尤其擅长七律。

　　苏州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宋刻宋印的孤本古籍《杜陵诗史》，全书共32卷、14册、614页，内缺15页为抄补。《杜陵诗史》框高19.5厘米，宽13厘米，每半页13行，行20至21字，小字双行，行27字。左右双边，白口或细黑口，双顺黑鱼尾，鱼尾下刻“六十家杜诗”“杜诗”“寺”等等不一。版心上方镌字数，中间镌卷次，下方记页次。书中加盖明清两代藏书大家的收藏章和鉴赏印，如“真赏”朱文葫芦印、“华夏”白文方印、“文石太史珍藏图书”朱文长方印、“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朱文大方印、“朱健菴”白文联珠小方印、“商丘宋荦考藏善本”朱文长方印等。书品极佳，字大如钱，纸洁如玉，堪称宋版书中的极品。

　　《杜陵诗史》全书收录了杜甫一生创作的千余首诗歌，包括代表作《登高》《春望》《北征》等，依时间为序归类编排，卷一为“开元间留东都所作”，卷尾为“三月自衡州暂往潭州”所作，并附“拾遗”三十九题四十一首。

　　“杜陵”是杜甫的自称，杜甫祖籍杜陵，他也曾在杜陵附近居住，故常自称杜陵野老、杜陵野客、杜陵布衣。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歌中有“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诗句。

　　《杜陵诗史》经过明清时期众多收藏家辗转递藏，1908年被“北方实业巨头”周学熙所得，周氏对之珍爱有加，用红木匣子储藏起来，后转给其内弟刘世珩。刘世珩在红木匣外又加做一楠木匣子，并在匣上刻字记事。刘世珩过世后，由刘家后人刘公鲁继藏。抗战时期，刘家因生活艰难，《杜陵诗史》被典押给王季常。1974年王季常病逝，为他看守老宅的人将《杜陵诗史》卖给苏州古旧书店，该书店又加价卖给了苏州市图书馆，《杜陵诗史》才有了最终归宿。

　　《慈恩雁塔唐贤题名卷》 雁塔题名天下扬

　　□郑学富

　　《慈恩寺雁塔唐贤题名帖》，宋拓，上卷长230厘米、高28厘米、题跋长332厘米；下卷长592厘米、高28厘米、题跋长234.5厘米，现藏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国内孤本。该题名帖反映了唐朝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的一项文化活动——雁塔题名。

　　唐朝文学家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载：“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这就是著名的“雁塔题名”，又称“慈恩题名”，是唐朝新科进士的一项荣誉仪式。

　　雁塔位于西安市南郊的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存由天竺带回长安的经卷主持修建了大雁塔。唐代宗大历九年 （774年），张莒进士及第，参加完曲江宴后与好友乘兴登上大雁塔，极目远眺，长安美景尽收眼底，踌躇满志的张莒难掩兴奋之情，挥毫在塔壁上题写了“新科进士张莒”六个大字。此举引起轰动效应，新科进士们纷纷效仿，自发来到大雁塔题名。

　　慈恩寺的僧人们为了保护大雁塔，在塔下修建了一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廊”，专门用于新科进士题名赋诗，因此留下无数题名佳话。新科进士参加完曲江宴会后，蜂拥而至大慈恩寺题名阁，他们先各自在一张方格纸上书写自己的姓名、籍贯，然后推举书法出众者作文一篇以记此盛事，再交与专职石匠刻在大雁塔的石砖上。这些人中日后若有做到卿相者，还要将姓名改为朱笔。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28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这一年只录取了17名进士，白居易最年轻。他与同榜进士游览大雁塔，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政治家李德裕是中书侍郎李吉甫的次子，以门荫入仕，所以不喜欢进士，于是上奏唐武宗：“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进士在大雁塔题的字全部被刮去。直到宣宗大中元年（847年）雁塔题名这项文化活动才又恢复。清末民初国学大师金松岑有诗云：“唐家科第贵，进士门楣光。放榜集慈恩，名题雁塔旁。”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中奉大夫柳瑊把塔上的题名摹刻上石。柳瑊，字伯玉，合肥人，少年时就才思敏捷，几千字的文章片刻即可完成。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及第，授淄川县主簿。任期满后，调任苏州观察推官。宣和初年，任陕西转运判官，任内他做了一件有意义的雅事，即集长安慈恩寺塔唐新科进士题名刻之为石。古文字学家罗福颐说:“雁塔题名原是唐人所题的墨迹，到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20年)，柳瑊把塔上仅有的题名摹刻上石。传原石在宋末就已亡佚，传世拓本极少。”

　　宋人戴填《鼠璞·雁塔题名》曰:“细阅之，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一，非止新进士也”。可见文中雁塔题名帖不单是留存唐代科举实况的重要文物，诗人、处士、公卿、贵游子弟的题名更多，亦可作追思江左风流的法帖，为学问家与书法家所宝贵。

　　《唐本草》  世界第一部药典

　　□朱海燕

　　《唐本草》又名《新修本草》，由我国唐代药学家苏敬主持编撰。苏敬（599年-674年），陈州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人，唐代药学家。

　　《唐本草》记载了365种可供药用的动植物和矿物，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编修成功的第一部国家药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比西方的《牛伦药典》早了887年。

　　《唐本草》由《本草》20卷、《本草目录》1卷、《药图》25卷、《药图目录》1卷、《图经》7卷构成。《本草》部分共收载药物844种，对每味药物的性味、产地、采制、作用和主治等都做了详细介绍。《药图》描绘药物的形态，《图经》是配合《药图》的说明文字。其中《图经》加说明的方式，是医书编纂体裁上的创新，后者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图经》和《药图》早已失传，《本草》现在也只有残存的卷本，但是其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保留在后代的药物学著作中。

　　《唐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其中考证过去本草经籍所载有差错的药物400余种，增补新药百余种，并详细记述了药物的性味、产地。因为当时正处于唐朝全盛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有不少外来药品通过贸易进入中国，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这些《唐本草》皆有收录。

　　苏敬在修订《唐草本》的过程中吸取了《本经》中的全部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广泛吸取御医们的意见，走访民间采药人，对药物的用途、功效等进行了详细探讨和多方考证，纠正了以往医药书籍中的各类错误，做到求同存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证了药典所记载内容的准确性。该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便于学习。

　　《唐本草》内容丰富，一经问世立即传播四方，最早由当时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徒传至日本，对日本医学界影响很大，不久又传到朝鲜等国。《唐本草》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补牙用的填充剂，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有关补牙的文献记载。

　　《文心雕龙》   开文章学之先河

　　□周小丽

　　“中国现代有两种学问是以书名命名的，第一是红学，第二就是龙学。龙学者，《文心雕龙》学也。”这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对《文心雕龙》于学术界的重要性而作出的一句评价。

　　《文心雕龙》由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它总结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的文艺创作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自魏晋以来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文艺理论的成果，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先生曾将它与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它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文心雕龙》全书共10卷50篇，3万余字，分上下两编，论及作者300余人，涉及作品400余部，基本概括从先秦到六朝千年以来的文学面貌和发展规律，全面探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形成了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体系，开中国文章学之先河。

　　文章千古事，元典历久新。刘勰出身贫寒，早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藏书丰富的定林寺里一面帮助当时有名的僧佑整理藏经，一面发奋读书，历经10多年完成《文心雕龙》这部文学理论巨著。起初，这本书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刘勰便装扮成卖粥小贩，带着书稿，在当时的名作家、学术界领袖沈约家附近的道旁等候。待沈约出门时，刘勰上前自荐。沈约拿来一看，拍案叫绝，认为该书深得文理，成天放在书桌上翻阅。《文心雕龙》这才流传开来。

　　《文心雕龙》各种版本甚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本，这个本子是后来几乎所有版本的祖本。

　　《竹书纪年》 最早编年体通史

　　□程磊磊

　　西晋初年，汲郡(今河南卫辉)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魏襄王墓，使在墓中沉睡了500多年的一批竹简重见天日。竹简文字皆先秦之蝌蚪文,用漆书写。这批竹简内容的总称为《汲冢书》，是我国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也是为数不多的没被秦始皇烧掉的史书，史学界把它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夹壁墙中发现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古文、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同誉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汲冢书》出土后，晋武帝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著作郎束晳、镇南大将军杜预等编次整理，得16种古书、75篇，共计10多万字，用当时的隶书书写，《纪年》十三篇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纪年》因北魏人郦道元注《水经》引用其文，冠以“竹书”二字，又有《竹书纪年》之称。《竹书纪年》采用编年体，在春秋以前的史书中，用编年体编写历史的很少。《竹书纪年》是中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所记内容起自夏禹，继述夏、商、周之事，如“舜囚尧”“夏年多殷”等，还有对殷商的记载也很重要，“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mián]臣杀而放之……”这些史料不同于其他古史和传说，对战国历史的记载与《史记》不同之处很多。

　　《竹书纪年》为当时史官所撰,记载较为确切,为历代史学家和文学家所引用。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引》、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几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逸》、鲍彪的《战国策注》、顾炎武的《日知录》等，都曾引证《竹书纪年》。由此可见《竹书纪年》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