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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三题

◎宋生贵
  文艺批评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这早已是为文艺发展史所一再证明了的事实。尽管有的作家、艺术家不这么认为,尽管许许多多的审美大众很少阅读理论著作与批评文章,但是文艺批评对时代精神、人文理想,对理念的思考等等,这些弥散在精神空气里的东西,是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呼吸与领受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那种持正义、存善念、负责任、合规律、宽视野、高水平的文艺批评,绝不包含那些言不由衷,或者不负责任,甚至目的不纯的所谓的文艺评论文字或言说。这样说,绝对不是要抬高文艺批评,而是除了意在确认其应有的角色位置之外,同时也在强调从事文艺批评的责任。

  与认可文艺批评的重要性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如何把文艺批评做好。就当下情况而观,未能尽如人意之处颇多,故而质疑(甚至垢病)之声不少。所以,对于文艺批评本身的思考与批评同样是必要的。

  批评的空间及有效性

  我在这里主要想讨论的是,真正的批评何以可能?何以有效?

  凡是批评首先至少涉及一对关系的两个方面,即批评者与被批评者。若往大一点说,还要涉及到具体的文化生态。所以,我们讨论批评何以可能,何以有效,便既要分析批评者,又要分析被批评者,同时还要面对并研究构成整个批评活动及产生效应的各个相关因素与环节,包括社会环境与一个时期的风气、面貌。否则,若将问题形成的责任简单化地单单归结到批评者一方而忽略其他,这除了失之公允之外,更主要的是不适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人们一方面明知批评重要,但同时又常常感慨真正的批评“很难”。原因何在?想必细究起来会牵出千头万绪,不免复杂。若不往深处追究,仅就表层而观,主要有两点:一是爱听美言;再一是不愿惹人(亦即为讨人欢欣)。我们在各种媒介载体上所见最多的唱赞歌或表扬信式的“评论”,通常即因此而出。其实,这两点在日常生活中是习以为常的,再往明白了点讲,大概许许多多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怀有此种心态。尽管早有研究者称爱听好听的话是一种“人性的弱点”,但是愿意将此“弱点”丢弃的人还是不多。或许正是针对这个人性的弱点而言的,中国有两句话为人熟知,那就是“良方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想,最初说出此话的,一定是有远见卓识的人。此言之所以久传不衰,除了因其说的在理之外,还因为真正通晓此理并甘愿用在自己身上,付诸于实践,则是难能的。

  日常生活中的事体暂且不论,就文艺批评而言,批评者一方应该摒除“不愿惹人”的庸俗之念,以文艺事业为重,有勇气说出自己对作品或作者的真感受、真判断——有说服力的批评自在其中;被批评的一方,则要自觉克服“爱听美言”的弱点,以开阔的胸怀面对“逆耳”之言,以诚恳的态度接受种种善意的批评。若能如此,真正的批评即自然成为可能,真正的有效性同样已在实现。如此良好的批评关系的形成,当然首先关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但又并非仅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还关乎从文场艺界直到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与风气。

  关于文艺批评的空间及有效性这个话题,我以为还有一点应该指出来,那就是“空间”被挤占或被扰乱的问题。我坚持认为,有学术良知与社会责任感,并且有担当的文艺批评者一直存在,他们在执着探究,并勇于发出其批评的声音。可遗憾的是,往往因为面临时下某些铺天盖地的趋利性炒作与众声喧哗式的热闹阵势,却使一些严肃而讲道理的文艺批评成为弱势,并显得收效甚微,甚至不同程度地被淹没。所以,我认为研究文艺批评的有效性,既要分析批评者主体,也要面对并研究构成整个批评活动及产生效应的各个相关因素与环节,包括接受环境与接受主体。

  批评的操守及合规律性

  这一点主要从批评者方面而谈起。

  “操守”二字,于人关系重大,于事同样亦非等闲。《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操守,指人平时的行为、品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若由做人延伸到做事,则关系到道德、规矩等大体——如今常听人们讲“职业操守”,应该是就此层面上而言的。

  对于文艺批评可否用“职业操守”来规范与言说,我尚未细想,但知道不可简单化地生硬套用。因为文艺批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职业,所以也没有什么“职业批评家”。但是批评者及其批评行为应当讲操守这点,我不仅深信不疑,而且认为在当今之时确有大力张扬的必要。

  文艺批评者及批评行为的操守是什么?我本人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过现成的答案。因此,我暂且不揣浅陋而谈谈一己之见。我从两个层次归纳,以十二字概而言之曰:有良知,持善意;懂作品,重分析。这里稍做一点解释。我们知道,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一样,是属于个性化的精神劳动,所以不能像其他职业行为那样,对于批评对象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量高下,或论公正,而是尽可以见仁见智,各陈己见。但是在坚守艺术良知,秉持与人为善的批评出发点方面,则应该是明确的。此乃“有良知,持善意”之谓。文艺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具体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包括对文艺家的批评,主要依据仍然是其作品,所以,悉心走进作品,把作品吃透,对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情节,或艺术情境等,再三玩味,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感悟与分析对作品做出判断,这是必须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批评者才有发言权,说其长或论其短,方可中的。否则,往往是凌空蹈虚,一阵空谈。此乃“懂作品,重分析”之谓。遗憾的是,如今确有一些所谓的文艺评论家,不看作品,或不仔细看作品,根本没有把握作品的整体面貌与内在意蕴,即到处登场且大发宏论。这是从事文艺批评显而易见的大弊病。批评家李健吾先生曾经指出:“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如果连细看作品都做不到,何谈“深刻的体味”?岂不更可怕!

  上述关乎文艺批评者操守的两个层次,前者与人品人格有很大关系,常言道:“文品如人品”,其根本即在于此。后者则归到了文艺批评自身的规律上来。我们知道,文艺批评以理性思维为主,但是批评者设身处地的审美感受与体验则是前提或基础,因为文艺批评进行的是审美判断与评价,它是建立在具体的作品及艺术活动之上的。所以,只有批评者进入作品及艺术活动之中并沉吟玩索、深切体验,才可能真正发现其美的内涵,进而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在审美感受与体验中,批评者既要调动自己的美感经验与认知能力,同时要保持并珍视自己良好的直觉,因为直觉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可以与艺术形象(情境)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相契合。这样,批评者首先可以让自己的审美感受富有生机,活跃起来,获得对作品及艺术活动的深切体认。俄罗斯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阅读果戈里的《五月之夜》之后写过这样一段评语:“你读他的《五月之夜》吧,在冬夜,围着火光熊熊的炉子读它,你就会忘掉冬天,连同它的严寒和风雪;你将惊叹这幸福的南方充满奇妙与神秘的、辉煌的、透明的夜;你将惊叹这年轻的、苍白的美女,凶恶继母的仇恨的牺牲物,这敞开一面窗的空寂的房屋,这荒凉的湖,月光投照在平静的水面……”这段文字传达出批评家走进作品而获得的真切体验,如歌德所说的那样,是“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而形成的,是真切的、独特的,引人入胜,是可以引起读者心灵共振的。

  批评者从作品敞开的大门中走进去,全身心多方面地感受、体验与发现,并将此用确切而生动的语言描述出来。其中没有是非、好坏、美丑之类直白的评判,但却已表现出了批评家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别林斯基说:“敏锐的诗意感觉,对美文学印象的强大感受力这才是从事批评的首要条件。”这便意味着,对于文艺批评者而言,则除了必须具备足够的精神力量与相适的学理自觉、理论准备之外,还应该具有对具体作品或艺术现象敏锐的感受力,以保持批评的针对性与活力——批评只有对人们关注的事物能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时,人们才会尊重批评。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

  批评的品位及创造性

  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一样,也是讲究个性风格与品位的;一篇品位不俗的文艺批评文章,其本身就是富有艺术性的。批评家李健吾先生甚至将文艺批评称作一种独立的艺术。他说:“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它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这表明批评者的精神力量与独立品格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文艺创作中所讲的“风格即人”,同样是适合于文艺批评实践的。我一直坚信,无论在任何时候,要求文艺批评者保持纯粹的审美精神和独立的人生品格,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当然要做到也是很艰难的。“这是批评的难处,也正是它美丽的地方。”(李健吾语)

  批评者作为作家艺术家感应相通的知音,需要的是站在一定高度上的思想烛照和艺术觉悟;批评以作品及创作者为对象,但批评者既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者或指导员,也不是随从其侧的依附者或解说员,而是在对作品感受、鉴赏、分析的基础上,完成自己有独到见识的创造性表达。这个“创造性表达”就是批评者的作品,它是批评者人格境界、天分才情、学识养修、文字功力等诸多方面的集合性体现。艾略特讲过:“我最为感激的批评家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让我去看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东西,或者只是用被偏见蒙蔽的眼睛去看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种东西,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去进一步处理它。”这正是那种有创造性的批评家及其批评方可做到的。

  我之所以讲“批评的品位及创造性”这个话题,一方面是因为我每每读到有品位、有独到见识的批评文章,所收获的启迪与得到的享受,绝不在欣赏艺术作品之下,故而可谓有感而发。另外,还因为我所见为数不少的文艺批评文章,实在是太不讲究了——难以用“品位”二字相论及。而且在我看来,其作者很可能未曾想过自己的表达与“品位”之间的关系,或许自我感觉一向良好。所以,有必要予以针对性地提及。这方面的现象很多,我在此只略述几点:其一,精神价值判断力缺失,审美判断力软弱,对时代审美走向,文艺现状的症结等,提不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更谈不上富有独创性见识,致使所谓的批评成了平庸文字的聚会;其二,缺乏批评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应景研讨,跟风叫好,“友情”评论等,在一定程度上使批评丧失了其应有的风骨与锋芒;其三,不顾价值坐标、科学精神以及文艺批评应有的操守与尊严,大发言过其实之论,使批评成为夺人眼球、哗众取宠的手段与工具。有的甚至无视常识或有悖常识而放纵胡侃,时下所见不鲜的“标题党”大抵属于此类。(此类文字在当下的手机微信等自媒体上尤为多见)诸如此类的所谓文艺批评,有何品位与创造性可言?对文艺事业及良好的文化生态建设有何益处可言?凡有良知的明白人都会心中有数。

  总之,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开阔了看,可知文艺批评是社会文化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建构性力量,批评不但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而且有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真正的批评是为社会与时代张扬正气的。因此,一个健全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与时代,总是以宽广的胸怀包容批评,并努力培育健康有力的批评精神——有了包容襟怀,才可能为人们留出说真话的空间;有益的批评,应该是具有责任意识与理性精神的由衷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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