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英国冒险家克拉克拍摄过反映华北地区民众生存状态的照片，官僚富绅，贩夫走卒，耕农渔夫，金莲村妇，牧叟田娃。我关注的是人物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很失望，除了浑沌、麻木与浑噩，未看到令我振奋的任何讯息。那不是老僧禅定的眼神，禅定者是充满智慧的；那不是好奇者的眼神，好奇者是生龙活虎的；那不是狡黠者的眼神，狡黠者是活灵活现的；那不是贪婪者的眼神，贪婪者是饱含饥渴的；那不是轻浮者的眼神，轻浮者是双睛流萤的。这是一种分不清甜与苦、分不清仙丹与毒药、分不清酷冷与骄热的眼神，这是一种机械而无聊的生命。我多少可以理解鲁迅先生为何拿起了纸和笔，愤然弃医从文，“精神唤醒”是二十世纪仁人志士为旧中国开出的最好药方。

　　进入三十年代，枪炮的暴戾姿态已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时期，亡国亡族只在旦暮之间。那时，残酷的现实是数十万东北军烟消云散，看似能与江南抗衡的东北政权土崩瓦解，燕山以东八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沦为人间地狱，日本铁蹄肆意蹂躏着生命、肉体、意志和自由。侵略者狂言，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

　　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希望了吗？

　　如果还能找到一个支撑，那就是五千年来的文明积淀。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与创痛以及在苦难中奋起和在创痛中疗愈的记忆是任何国家——巴比伦王国、印度、埃及、罗马帝国等等加在一起也难以相比的。这个民族积蓄的能量辟如码放起来的层层干柴，需要的只是一个火点，哪怕是星星之火！这个火点将来自哪里？答案是燕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率先拿起大刀长矛以血肉之躯撕扯着侵略者。当时隶属于热河省建平县现在被区划为敖汉旗四家子镇的一片荒原成为点燃干柴的重要火点，瞬间爆发了让海内响起“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的战斗之音，这就是我们每天清晨能聆听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韩愈曾言：“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隋书》云：“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燕”。古老的燕地文化造就了世代相传的燕地侠风。乐毅以弹丸燕国连下齐国七十城，直插“巨无霸”腹心；荆轲跨过刺骨的易水和奔腾的黄河践行着“士”的诺言；张飞在长坂坡上冲天一吼展现勇者的无上刚烈；安禄山猝然间便将盛唐推进了深渊；耶律阿保机依凭莽莽燕山的威势和长川广漠的纵深与中原分庭抗礼一百五十余年。任侠之风在和平年代可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可能是“流血五步，伏尸二人”的匹夫之勇，而当山河破碎之际便转化为“九死而尤未悔”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这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烈火在燕地点燃便不足为奇了。

　　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临时组织起来的草头将军们真正是以卵击石。然而，明知结果却偏要忘我一搏，这正是任侠之风的极端表现，越是在没有前路的情况下倒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极为重要，国家危亡需死士，这个民族需要一次次看来无谓的碰撞与牺牲，便如彼时刘凤梧部队所唱：“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一旦蕴藏在民众中的正能量被激发出来，这个民族就将被唤醒！

　　我们还原义勇军训练时的场景。

　　据史料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建平县大约相当于三个敖汉旗大小，而人口却只有二十余万，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二月，正是春寒料峭之际，天空因国破家亡而愈加低沉，刚下过雪的四家子当更加萧瑟，一道道沟壑像肋骨般紧锁着河谷与山峦，未经开垦的大片荒地上摇曳着去年稀疏的衰草，群群寒鸦忽起忽落地鸣叫着，将荒原的气氛衬托得愈发肃杀。不耐寒冷的南方文弱书生们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心情糟透了！

　　而此时，竟有若干头戴狗皮帽、足蹬老棉鞋的汉子们催动跨下口吐白气的战马，往来呼喝。那粗糙的子弹袋虽松垂干瘪却决不是放羊汉的烟荷包，那钢刀虽有斑驳铁锈却决不是厅堂妇人的切菜工具，那战阵虽参差不齐却足以摄人心魄，那马蹄声虽杂沓纷乱却如渔阳鼙鼓般发出死亡之音，那身躯虽强羸不均却足以筑起一磊磊城墙。居高临下视之，荒原上升腾起兵丁往来驰骋的凛凛杀气，这是直面鲜血与死亡前的一次忘我洗礼。

　　青年们的心灵刹那间被震撼了，血液也又一次沸腾，点燃干柴的正是那被称为“傻子歌”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如此低沉，有如被冰凌压抑的河水，翻滚着，嘶吼着，冲破那重围的炸裂感逡巡反复，地下宫殿也仿佛震得动摇了！“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何其悲也！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悲非林黛玉“明年葬侬知是谁”式的因物伤己之悲，也非苏东坡“事如春梦了无痕”式的慨叹生命无常之悲，更非项羽“虞兮虞兮奈若何”式的英雄气短之悲。这是面对国破家亡时“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大悲壮。“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不用形容词去修饰，因它不是靡靡之音，不可宛转低回、一叹三咽，因它不是桑中之曲，更不能浮浪轻佻，因它不是处子之乐。“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强烈复仇欲望，这是“还我河山”的大义声讨，这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必胜决心。不可遏止的愤慨，炙人脸颊的复仇之火，战斗的号角振振作响！

　　聂耳，这位天才的音乐家，他不但长期行走于江湖之间，深刻体验了社会底层的生活，更敢于走到枪炮横飞的战斗第一线，他肉体上的双耳和音乐上的“天耳通”立即感受到了《义勇军誓词歌》里的力量，如汹涌澎湃的江河上力挽狂澜的船工，如穿行于茫茫林海中的伐木把头，如暴风雪中裹衣而行的探险者，他被震撼了，不可遏止的壮烈情感融入其中。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得以近乎原汁原味的形式传唱大江南北，隐匿于白山黑水里的“胡子”们的良知被召回了，那些绰号至今被人提起：宫傻子、双山、一只鸡、天照应、小白龙、老栾等；敖汉的黄土地上也走出了高举抗日义旗的贺生、王允忠、支持抗战的爱国学儒张履谦、反满抗日义士樊国珍、奔驰在抗日前线的张钟秀、张汝诚将军；曾经饱受诟病的地主老财们的仁心被唤醒了，竟也挥金如土，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一捐而止；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不甘示弱，东北大学、东北中学成立了“华侨青年救护队”……

　　与此同时，那些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良知的艺术家们纷纷加入这场精神大比拼之中，以萧军、萧红为首的作家们成立《夜哨》《大北风》等报纸杂志，与侵略者展开了精神搏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王阿嫂之死》、金剑啸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无不为荒原之柴增添更多的火种。

　　如果我们攀上一个足够高的点，环顾燕大地，那些分布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零星的、似乎只留下蛛丝马迹的文化便编织出了巨大的文明网络，秦砖汉瓦般泛出幽远的光芒，迸发出黄钟大吕般动听的声音，像女娲补天时的一道巨大柱子支撑着中华民族：距今约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有距今约五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兴隆沟遗址、有牛河梁遗址、查海遗址；有距今约四千年的夏家店文化遗址。燕山山脉与千里平川所围起的这片土地，春天弥漫着遮天蔽日的黄沙，冬季吹动着摧枯拉朽的飒飒罡风，汉、楼烦、林胡、契丹、蒙古、鞑靼、瓦剌、女真、满、朝鲜等若干民族混杂相居，抢掠、征战、杀伐、融合，写满了历史的记忆，这对燕地生存之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不是玫瑰花和广玉兰的理想生养之所。然而夏季阳光纯洁的能量和充沛的雨水却让金秋的粟、黍、大豆、高粱十分饱满，供养着身体有了抵挡“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般恶劣环境的韧性，有了与野猪、豺狼、外敌入侵时殊死搏斗的坚毅，有了在灾难来临时岿然不动的耐力和旦夕存亡的危机感，一天、一年、千年以至于八千年，任性、执拗、勇猛、剽悍的能量便一天天的积累，一年年的沉淀，一代代的传承，当国家的上层建筑轰然倒塌时，蕴寄在荒原上的能量便开始以民众为载体启动他的重建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首激励并长期激励国人精神的歌曲产生，无论是在敖汉的四家子、宁城的八里罕抑或是朝阳的朱碌科、叶柏寿的昌隆、北票的桃花吐、平泉的小寺沟，都是燕地文化的回归使然。

　　如今，我们再次极目郊野，映入眼帘的已不是棘草荆茅的荒原，经纬交织的山田让仓廪厚实充盈，高梁的红色似曾相识，或许那有伟大的“热河之战”时鲜血的色彩；河谷沟道不再瘦骨嶙峋，“山有桥树，溪有荷华”的生态颇得复古之风；老鸦的鸣叫不再撕心裂肺，倒是草窠里的蟋蟀此唱彼和，格外悠扬，喝一声“杀”，喝一声“前进”，对面传来的也是连绵不绝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