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到2003年，我的职业是微机打字员。
我用的第一台机器不是微机，是一台国产的四通汉字处理机，STONE MS－2401。STONE，石头的意思，也许是一颗从某一个星座降落人间的没有命名的星星。
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也使用过STONE MS－2401打字的人，一定像在异乡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乡，就像说起故乡才有的风物一样，我们一起说起它的操作，它的打印头和键盘发出的声音，它更换色带的方法，它转动手柄卷进白纸和蓝色蜡纸的不同，它使用的3.5英寸的存储软盘，它窄窄的蓝色液晶显示屏，能显示五行40个汉字。
也许我们还都拥有过一本磨掉了封皮的《王码五笔字型使用手册》。在使用STONE MS－2401之前，我还曾在白纸上画出键盘练习。白纸上落满了看不见的我的指纹。
办公室里的另一台机器是长城0520CH，装着汉卡的显示汉字的电脑。米色的，或者是乳白色。拿来这台机器时，它已半旧。古老的DOS界面和WPS汉字处理系统。CPU很慢，很安静。它使用的5.25英寸黑色软盘，有点像变成了方形的黑胶唱片。用之前要先格式化，磁盘被分成若干个磁道和扇区。我的打字速度比长城0520的显示速度快，只看到显示屏上的一字光标一直往后走，汉字不出现，要稍微停一下等一下，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汉字了。
我在一个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旗里，一台台更换机器的时候，隐约知道距我们县城570公里外的一座古老的城市里，有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那里在不停地走动着充满了思维“二进制”的人，他们的大脑里只有0和1两个数字，要么“一无所有”，要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把0和1这两个数字无限循环排列。
我不会把0和1进行无限的循环和排列，我给它们想象，0是辽阔的圆，1是自由的直线。我把它们想成一个法国长棍和煎鸡蛋，一个圆口火锅和在里面翻动的筷子，或是一列火车和它即将通过的隧道，或是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它们像伸出的双臂和打出的一个浑圆的哈欠。像一次直直的发呆和一个圆圆的寥落。也像一条童年的路和路尽头枝叶繁茂的绿荫。像太极的阴和阳，黑和白，黎明和黑夜，生和死，一个孤独的人站在荒原上或苍穹下。
我对0和1产生幻象的时候，人们对电脑的想象，总是和缝纫机连在一起。电脑桌似两头沉的写字台，台面大一些，两头沉的桌子中间贴着地有一条黑漆铁板，工作时我的脚放在上面。打印机是16针的针式打印机，声音很大，有时像做木工活，有时像刚学二胡的人奏出的曲子，一进办公楼就能听得见，吱嘎嘎，色带盒像弓箭，打印头在弦上走过去，吱嘎嘎，再走回来，一行字打出来了。
康柏（Compaq）多媒体一体机，像一个胖墩墩的小矮人或是森林里的一个小怪兽。多年后，它被人类的理想和创造压缩成一个薄薄的笔记本电脑。我用的那台里面有一个游戏，背景音乐是《胡桃夹子》。这个游戏有故事有悬念有音乐，与我迷上的第一款电脑游戏俄罗斯方块相比，复杂很多了。
俄罗斯方块像俄罗斯文学一样令我着迷。游戏升级时背景颜色的每一种变化都给我无限的惊喜。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几何方块下落，变形，堆叠，消失。我总会贪心地留出一列的缝隙，等待“1”一样的四格长棍，一次消四行，得分加倍，心底愉悦欢喜。当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搭建的方块越来越高，这样的等待是一种冒险，终于“1”字长棍出现，手一抖，放错了位置，一局游戏结束。再来一局还是果断关掉？这样停顿的瞬间，就像之后在手机上对一款游戏的不断卸载和一次次安装，一款简单的游戏一直出没在我的生活里。
用“四通”打字的时候，我和汉字产生了一种亲缘，不论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大脑里迅速变成七零八碎的字根。“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这像字谜又像古诗一样的句子一共有二十五句，是五笔字型的字根表，我背的时候总把它们当作唐诗，注入想象力和韵律。我在拆解这些汉字的时候常想，这些汉字，它们的本和源到底是什么。
坐在电脑前，我双手的食指自动地放在键盘的F和J上，这两个键上有小小的凸起，帮助我不用看键盘，手指就知道每一个按键的位置。我的眼睛盯在手写的文稿上，我的手指毫不迟疑地依次落下，我的眼睛指挥着我的手指机械地流动。从职业术语上说，这是盲打。我的大脑基本空闲下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看着这个世界。世界很简单，只有0和1。世界很简单，只有鼠标和键盘。世界很简单，只有F和J两个键上小小的凸起。F键和J键，它们是只比指甲盖大一点的岛屿，我一直在那里停泊，仿佛没有任何时光流逝。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都在机器前打字，每天擦掉机器上的灰尘。那些汉字，逐字又逐行，每一个汉字被我的手指敲碎，在电脑屏幕上聚合完整。我双手停在键盘上，就像一只蚂蚁的两只前足认真地停在大地上。
“政府办打字员小杨。”
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这样说，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这是我的第一个社会角色。我没有学历，什么也不会做，终于有了一份这么美好的工作。我被这份工作迷住了，我可以自食其力，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更喜欢打字的人。
我喜欢加班，尤其是那些加班的深夜。秘书们逐字校对文稿、挠头修改文稿的时间漫长安静，我把喜欢的书打在机器里，或是在机器上写一封长信。刚有QQ的时候，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沟通方式，沉默得像机器一样的我，可以兴奋地说话。我同时和4个人聊天，4个陌生人。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温哥华。对面的人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聊到没什么可聊的时候，就问一句：你那边是几点？
每一种新的软件我都下载，QQ、MSN、UC，有很多的账号和密码，下载得越多，人却越沉默。即使登录了，也常常隐身着，什么也不说，不知道是开始心慵意懒，还是因为沉默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归沉默。很多人都在线，也都像我一样，隐身、潜水，一个字也不打，却也不关闭，电脑上蓝色的光标不停闪烁。也许我们都被网络里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另一个自己吓坏了。
有一个冬天，雪连下了三天，正遇圣诞节，一位网友在QQ对话框里送了我一个礼物，这是一个第一次在网上遇到对我说“夏祺”的人，彼此都隐身了一个季节，现在对我说“冬祺”。我点开那个软件，电脑屏幕上飘起了雪花，电脑上的图标、鼠标停留的周围、对话框上都一片一片地落满了雪花，QQ小企鹅的身上也落着雪花。我把电脑桌面换成圣诞图案，穿着厚厚衣服的圣诞老人，挂满灯和礼物的圣诞树，驯鹿和雪橇。窗外下着雪，雪花在电脑上一片片落下，积在圣诞树上，飘落在圣诞老人、驯鹿和雪橇上面，我仿佛置身旷野，世界很安静，在等待雪橇的铃声。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摇滚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旗政府大院，最里面有一幢青灰色的二层小楼，楼里各种录音机的卡带上常常放着的是这首歌。还有《一无所有》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楼里住着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毕业了，工作了，自然要谈婚论嫁。小镇上每年就分配来这么一批大学生，早有好多适龄的女孩子男孩子在等着。青灰色的小楼上，据说常有相亲的人提亲的人，这周从这个房间出来，下一周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几步之遥，几天之隔，人生里就是另外一个男人或是女人了。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些歌声从那栋楼每一扇关住的门里传出来。现在，我依然记得楼里住的两位学法律的女孩，长长的腿，长长的发，青春飞扬地在政府大院里走过。我站在二楼微机打字室的窗前，羡慕地望着她们，只有中学毕业的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大学是什么，自卑得如同角落里的尘埃。我学着她们的样子，也穿着一件白衬衣，长长的浅紫色的裙子。
那时的政府大院紧邻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那些书籍使我有了一些勇气，有过几次觉醒，对自己进行过几次格式化，格式化如同凤凰涅槃，很多次以后也会得到重生。我找到了另外喜欢做的事情。我的手指依然长时间停在键盘上，按键里藏着汉字、细节和命运。
年复一年，我不断升级，也不断老化。有一天，看着镜子里满是皱纹的自己，我想起坑坑洼洼、被换下的灰色的色带。打印针头在它的上面一次次滑过，吸走了乌黑光亮。单调相同的日子，如同被复制粘贴。我像一台老机器，等待着一个命令使我恢复到出厂的状态。如果能恢复，也是不合时宜，不珍贵也不稀奇。有时遗忘忽如冰山，冰冷而巨大地进攻着大脑，手头上的事常常整片地被删除，如同电脑的E盘或F盘突然消失了。
1992年，我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细瘦，木讷，曾在一张白纸上画下微机的键盘，常在下班时找不到自行车钥匙。2017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我从政府旧办公楼的楼下走过，抬头看了一眼我曾经站立的窗前，空空荡荡，曾经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个站在楼下向楼上张望的异乡人，一个女孩的母亲，一个40多岁的微胖女人。我的声音像边缘磨损的光盘，有了几道划痕。
一个人的老化足以令一台机器惊讶。同学朋友多年未见后重逢，在内心惊讶彼此的衰老，却不愿也不肯说出来。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老政府楼的打字室里，那些我用过的机器出现在我的面前，它们包围着我。看到似曾相识的我，它们一起启动，我曾敲打过的键盘像智能的无人弹奏钢琴的琴键一样依次起落，速度比时间更快，屏幕上出现了相同的一句话：“是你吗？”
这些机器现在散落在何处呢？是否被另存在我找不到的路径下？
曾珍藏在3.5英寸软盘里的信，再也找不到地方打开。
那些丢失了密码的邮箱，消失在茫茫网络里。
机器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是电脑键盘上的字母键，像已排好的日月星辰一样，有序而规律。从一开始就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我的手指从最初的八十三键到现在的一百零八键上滑过多少遍？那些轨迹如果连起来，比天空上的星座还要神秘。
第一次觉得电脑和星空有关，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时市里也还没有专业的计算机维修机构，旗里更是没有。来修机器的是一些漂泊的南方人。与北方人相比，他们瘦，白，矮小，说话低声细语。他们从江南来到塞北，随身背着一个公文包，拎着一只小箱子，不合体的西装从肩膀上松垂下来。我看他拆开了长方体的卧式机箱，里面神秘有序的排列，使我想到了星空。绿色电路板上无数的小元件、小圆孔和一群群错落有致的小锡点，像一个个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