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又让我想起了我的一段难忘的乌兰牧骑生活。

　　那是我从大兴安岭的伊图里河下乡到布特哈旗洼堤公社哈多河大队做知青的时候。

　　一天傍晚我从甸子上挖水渠回到知青点，晚饭还没熟，我拉起了二胡。正巧旗知青办的老耿来我们五队走访。老耿，那时岁数也不算大，长着很重的络腮胡子，背后大家都叫他耿大胡子。他听了一会儿我的二胡，突然说，旗里正要组建乌兰牧骑，你去试试呀。我以为老耿是说说罢了，根本没当回事。不料几天后，旗里通知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我到布旗所在地扎兰屯报到。我离开哈多河五队时，竟哭得不像样子。

　　来报名应试乌兰牧骑的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而且都是当年学校的文艺骨干。其中三分之一是天津知青，他们中一些人曾经是天津少年宫或市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团的学员。不久，队上来了新队长，叫李树山，是内蒙古军区文工团转业的。队长具有很高的专业艺术水平，特别是舞蹈和语言表演艺术。他对内蒙古乌兰牧骑非常熟知和敬仰。

　　经一个月的工作实习，我被留用了。任务主要是文艺创作。

　　很快我们就排练出一台很像样的节目，接着就是下乡。布特哈旗农林牧业俱全，十八个公社中还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蒙古族民族乡。全旗面积1.68万平方公里，比我的故乡胶东烟台管辖的14个市县区加在一起的面积还要大。我们下乡，不光是下到公社，还下到大队、小队。旗机关唯一一台嘎斯汽车把我们送到公社，接下来就是坐马车走村串屯。村头、场院就是舞台，蓝天白云、草木庄稼就是布景。遇上天公不作美，没有合适的演出场所，牲口棚也派上用场。偏僻地区的农牧民老乡，从来没看过文艺演出。他们看节目不会鼓掌，只是笑。有哪位见过世面的车老板按捺不住突然激动地大喊一声“好！”众乡亲就跟着呼喊起来。

　　晚上，我们就分配到老乡家住宿，蚊子叮咬不必说，最厉害的是成群的臭虫。被咬得实在忍不住了，点燃油灯爬起擒敌，它们见到灯亮早就躲进了黑泥墙缝。

　　清早，我们学习老八路，把老乡家的院子打扫干净，把水缸补充得满满当当。

　　送行的马车松开车闸，村上的男女老少就跟在车后，跟了一程又一程。他们谁也不说一句“再见啦”或“常来呀”之类的话，但那感谢和渴望交织的眼神我们谁都读懂了。

　　每次转场，我总是或骑马或步行先于队伍开拔。我要提前到下一个演出地儿，了解那里的生产生活情况，采访那里的好人好事，马上编出新节目，插入新的节目单。

　　路在脚下，轻骑自奋蹄。群众急需文艺，文艺也急需群众。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就走遍了全旗十八个公社，还有工厂、学校、部队，国防公路工地……

　　我不光写节目。乌兰牧骑的确是一支轻骑。我们的队伍只有十五六个人，队员们撂下乐器就登场跳舞唱歌，歌罢舞罢就操起锣鼓或竹板。我除了常常操作二胡，还克服山东口音的不便，说快板、表演三句半、活报剧什么的。

　　心系群众，简约却不简单。老乡热盼乌兰牧犄，乌兰牧骑队员又要一专多能，但我们的节目从不凑合对付。瞄准专业水准，苦练基本功夫，不断打磨文艺精品。队伍组建的第三年，呼伦贝尔举行全盟文艺会演。整个演出成了呼盟歌舞团和布旗乌兰牧骑的主要比拼。

　　乌兰牧骑，好一个神奇而又靓丽的名字。她实实在在继承了红色基因，是延安文艺的延伸和发展。她是生根于百姓心中的人民大众文艺的奇葩，在深入普及和不断提高的文艺天地里，花儿越开越红，越开越香。我作为曾经其中的一员，不仅自豪，至今都心存一种责任。

　　离开旗乌兰牧骑以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关注着她的成长和壮大，默默做她的编外一员。他们需要创作上的支持时，我都全力以赴。

　　在扎兰屯，还有一支被人们称作特殊材料构筑的乌兰牧骑。因小儿麻痹而残疾的石忠柏在嫂子的支持下组织了残疾人艺术团。他们不仅向城乡献上一台又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还向更艰难的残疾兄弟姐妹送上爱心，为他们做义演，搞募捐。他们感动了我。我做了他们的志愿者。我虽不能与他们同台演出，就帮他们搬运道具，搀扶演员，全心为他们编写节目。徐玉明，八岁时因感冒打针而双目失明。他自学唢呐，考到九级。我以他为原型创作了情景剧《光明行》并由他主演，演得台上台下都流下了眼泪。孙大伟，十七岁时不听父母教导、狂骑摩托酿成车祸截肢了左臂。后来他每日右手捂左臂，封闭着自己。去年，张海迪的“即使翅膀断了，也要飞翔”的感言点燃了我和大伟的灵感。我写下小品《一起飞翔》，也由大伟主演。《一起飞翔》从全市各个角落一直演到扎兰屯市的春晚大舞台。

　　当今，文艺早已五彩缤纷，甚至光芒耀眼。但乌兰牧骑式的大众文艺始终不可或缺。大众的文艺润物细无声地滋润和感动着社会，也滋补着演员自身。徐玉明怀揣唢呐又学成了按摩师，去了北京闯天下，孙大伟也走出家门，自谋了职业并组建了家庭。

　　不忘乌兰，难舍牧骑。至今我都不知道耿大胡子的具体名字，感谢他当年把我领进了乌兰牧骑这广阔而又神圣的天地。